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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吗 ——对谢文郁教授《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的商榷
2019年10月10日 09:5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作者:舒远招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Is Kant’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The Human Being Is Good in Nature and Evil in Radical”? A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Xie Wenyu

  作者简介:舒远招,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哲学系教授。长沙 410082

  原发信息:《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京)2018年第20184期

  内容提要:谢文郁教授从奥古斯丁、路德的原罪—恩典思想传统出发,对康德的原罪思想展开分析。他依据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认为康德是性善论者,同时依据康德对人的本性的新界定,认为康德所说的“趋恶倾向”并非“本性之恶”,而是“本质之恶”(“质恶”),由此把康德宗教学著作中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善质恶”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具冲击性的新概括,但这一概括是建立在奥古斯丁、路德和康德之间的扭曲而错位的比较框架的基础上的,过于凸显了路德的“原罪”与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之间的对应关系,未能把康德的“趋恶倾向”说视为对路德原罪说的批判改造。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概括不是按照康德本人对入的本性的新界定而得出的,因而偏离了康德的基本思想。康德虽然肯定了人的原始向善禀赋是善的,但这种自然禀赋仅仅是人的善良本性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他所说的普遍趋恶倾向则是一种现实的、恶的本性,因此,就人的现实的、由人自己所造就的本性而言,康德恰好是一位性恶论者,尽管他也认为人的原始向善禀赋应该而且能够获得重建。谢文郁教授的解读固然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但也值得从方法论上加以反思。

  关键词:康德/人性善恶论/性善质恶

 

  人的本性究竟是善还是恶?这个人性善恶论的问题,一直是人性论研究的难题,存在诸多争议。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又与“人的本性是什么”这一前导问题紧密相关。对这两个问题,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βen Vernunft,1793)一书中,曾经从西方基督教神学的背景出发给出自己独具特色的回答。康德在这部著作中究竟是如何界定人的本性,并由此出发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的?这是康德研究者们一直关注的课题。

  在对康德人性善恶论的研究中,谢文郁教授在《哲学门》(总第16辑)上发表的《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提出了一种独创性的理解。该文提出:通过追踪奥古斯丁和路德的原罪概念,可以发现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第一篇中所提出的“向善的原始禀赋”概念,冲击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路德宗神学的原罪概念;康德放弃了基督教的恩典概念,因而有意回避了原罪概念,并通过对Natur(natura)的重新界定,用“性善质恶”说取代了基督教的原罪概念。换言之,该文反对把康德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恶论”,而是在指认它否定了原罪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它可以用“性善质恶”说来加以概括。在谢教授看来,康德宗教学一书有关人性善恶论的基本观点是:“人的禀赋是善的,但是人的本质则是恶的。”①这就是他的“性善质恶”说。

  谢文郁教授还从自己所理解的“性善质恶”说出发,支持《哲学门》同一册上所载邹晓东的文章对李秋零教授一些译文的批评。②他和邹晓东一样认为,康德对Natur(natura)作出了新的界定,该词在康德这里应该是“本质”而非“本性”,因此,李秋零教授将其翻译为“本性”是错误的。同样,Der Mensch ist von Natur böse这个句子,也应该翻译为“人本质上是恶的”,而不该译为“人天生是恶的”。对谢文郁教授而言,康德虽然肯定了人后天的本质是恶的,但没有把人的本性理解为恶的,恰恰相反,他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代表了人的本性之善。

  笔者看到,李秋零教授在回应邹晓东的文章的附言中,对谢教授所主张的Natur不具有遗传性和天生性的观点展开了有力反驳,认为康德所说的本性(普遍的趋恶倾向)虽然不具有遗传性,但依然具有天生性。他还明确表示,对于谢教授把Natur译为“本质”,以及谢教授“性善质恶”的概括,“依然无法接受”。笔者赞同李秋零教授的观点,但鉴于谢文郁教授的“性善质恶”说具有很大的冲击性,而且迄今他一直坚持这一看法,故特意撰写此文,向谢文郁教授请教。

  一、“性善质恶”说的主要立论依据

  谢文郁教授之所以得出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的结论,从表面上看,是有一些文本依据的。

  先看看“性善”的方面。正如谢教授所指出的,康德确实肯定了人的本性中具有“向善的原始禀赋”(die ursprüngliche Anlage zum Guten),③包括人作为一种有生命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动物性(die Tierheit)的禀赋、人作为一种既有生命又有理性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性(die personalität Menschheit)的禀赋和人作为一种既有理性又能够负责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格性(die )的禀赋。④如果说前两种禀赋之上还可以嫁接各种恶习(Laster),那么,为了人格性的禀赋是绝不可嫁接任何恶的东西的。⑤正如谢教授在文章中所引用的,康德还指出:“人身上所有这些禀赋都不仅仅(消极地)是善的(即它们与道德法则之间都没有冲突),而且都还是向善的禀赋(即它们都促使人们遵从道德法则)。”⑥这是明确指认人的原始(原初)禀赋具有善的性质。不仅如此,康德在第一篇总的附释“论重建向善的原初禀赋的力量”的第一段中,还明确指出:“如果这意味着,人被造就成为善的,那么,这意思无非是说,人被造就为向善的(zum Guten),人的原初禀赋是善的。”⑦

  显然,谢文郁教授正是依据康德的这些说法,而将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概括为“性善论”的。对谢教授来说,康德所说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本性,这个本性有别于他所理解的“本质”,是“纯善的”。

  那么,“质恶”说的文本依据又在哪里?康德在宗教学著作的第一篇中根本就没有谈到人的本质(das Wesen),而始终在谈人的本性(Natur),不论是向善的原始禀赋,还是普遍的趋恶倾向,他都是放在“人的本性”之中来理解和分析的。所以,当谢教授把康德有关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的论述视为“质恶”说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把这类的Natur当作“本质”而非“本性”来理解了。谢教授之所以坚持这样一种理解,主要依据的是康德在第一篇的引言中对人的本性所作的全新界定:“如果本性(Natur)这一术语(像通常那样)意味着出自自由的行动的根据的对立面,那么,它就与道德上的善或者恶这两个谓词是截然对立的。为了使人们不致马上对这一术语有反感,就必须说明,这里把人的本性仅仅理解为(遵从客观的道德法则)一般地运用人的自由的、先行于一切被察觉到的行为的主观根据,而不论这个主观的根据存在于什么地方。但是,这个主观的根据自身总又必须是一个自由行为(因为若不然,人的任性[Willkür]在道德法则方面的运用或者滥用,就不能归因于人,人心中的善或者恶也就不能叫做道德上的)。”⑧康德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如果我们要在道德上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则被我们所判断的人的本性就不应该是纯粹自然的东西,而应该是由人的自由行为所造就的东西,换言之,它应该是人为的而非自然的。只有人类自己的作为,才可以追究其道德责任,才可以对之作出道德上的善恶评价。这是康德讨论人的本性善恶问题的基本前提,他试图给出一个道德判断的条件:唯有人自己造就的本性才可以进行善恶评价。

  康德对人的具有善恶意义的本性所作出的新界定,并没有给谢教授提供直接的文本依据把康德着重考察的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概括为人的“本质”之恶。所以,要理解谢教授的“质恶”说,理解他对李秋零教授的译文的批评,我们从一开始就须要明白:谢教授对人的本性的理解,恰好就是康德所反对的那种通常的理解,即仅仅把非人为的自然的禀赋,或者人的自由意志完全不起作用的必然本性,当作人的本性,而康德所说的具有人为性的本性,在他看来只能作为“本质”出现,它是由人的“本性”所规定的、第二位的东西。

  谢文郁教授不是简单地依据《中庸》“天命之谓性”的说法来判定“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善之本性,�

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吗 ——对谢文郁教授《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的商榷
2019年10月10日 09:5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作者:舒远招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Is Kant’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The Human Being Is Good in Nature and Evil in Radical”? A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Xie Wenyu

  作者简介:舒远招,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哲学系教授。长沙 410082

  原发信息:《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京)2018年第20184期

  内容提要:谢文郁教授从奥古斯丁、路德的原罪—恩典思想传统出发,对康德的原罪思想展开分析。他依据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认为康德是性善论者,同时依据康德对人的本性的新界定,认为康德所说的“趋恶倾向”并非“本性之恶”,而是“本质之恶”(“质恶”),由此把康德宗教学著作中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善质恶”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具冲击性的新概括,但这一概括是建立在奥古斯丁、路德和康德之间的扭曲而错位的比较框架的基础上的,过于凸显了路德的“原罪”与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之间的对应关系,未能把康德的“趋恶倾向”说视为对路德原罪说的批判改造。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概括不是按照康德本人对入的本性的新界定而得出的,因而偏离了康德的基本思想。康德虽然肯定了人的原始向善禀赋是善的,但这种自然禀赋仅仅是人的善良本性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他所说的普遍趋恶倾向则是一种现实的、恶的本性,因此,就人的现实的、由人自己所造就的本性而言,康德恰好是一位性恶论者,尽管他也认为人的原始向善禀赋应该而且能够获得重建。谢文郁教授的解读固然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但也值得从方法论上加以反思。

  关键词:康德/人性善恶论/性善质恶

 

  人的本性究竟是善还是恶?这个人性善恶论的问题,一直是人性论研究的难题,存在诸多争议。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又与“人的本性是什么”这一前导问题紧密相关。对这两个问题,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βen Vernunft,1793)一书中,曾经从西方基督教神学的背景出发给出自己独具特色的回答。康德在这部著作中究竟是如何界定人的本性,并由此出发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的?这是康德研究者们一直关注的课题。

  在对康德人性善恶论的研究中,谢文郁教授在《哲学门》(总第16辑)上发表的《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提出了一种独创性的理解。该文提出:通过追踪奥古斯丁和路德的原罪概念,可以发现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第一篇中所提出的“向善的原始禀赋”概念,冲击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路德宗神学的原罪概念;康德放弃了基督教的恩典概念,因而有意回避了原罪概念,并通过对Natur(natura)的重新界定,用“性善质恶”说取代了基督教的原罪概念。换言之,该文反对把康德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恶论”,而是在指认它否定了原罪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它可以用“性善质恶”说来加以概括。在谢教授看来,康德宗教学一书有关人性善恶论的基本观点是:“人的禀赋是善的,但是人的本质则是恶的。”①这就是他的“性善质恶”说。

  谢文郁教授还从自己所理解的“性善质恶”说出发,支持《哲学门》同一册上所载邹晓东的文章对李秋零教授一些译文的批评。②他和邹晓东一样认为,康德对Natur(natura)作出了新的界定,该词在康德这里应该是“本质”而非“本性”,因此,李秋零教授将其翻译为“本性”是错误的。同样,Der Mensch ist von Natur böse这个句子,也应该翻译为“人本质上是恶的”,而不该译为“人天生是恶的”。对谢文郁教授而言,康德虽然肯定了人后天的本质是恶的,但没有把人的本性理解为恶的,恰恰相反,他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代表了人的本性之善。

  笔者看到,李秋零教授在回应邹晓东的文章的附言中,对谢教授所主张的Natur不具有遗传性和天生性的观点展开了有力反驳,认为康德所说的本性(普遍的趋恶倾向)虽然不具有遗传性,但依然具有天生性。他还明确表示,对于谢教授把Natur译为“本质”,以及谢教授“性善质恶”的概括,“依然无法接受”。笔者赞同李秋零教授的观点,但鉴于谢文郁教授的“性善质恶”说具有很大的冲击性,而且迄今他一直坚持这一看法,故特意撰写此文,向谢文郁教授请教。

  一、“性善质恶”说的主要立论依据

  谢文郁教授之所以得出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的结论,从表面上看,是有一些文本依据的。

  先看看“性善”的方面。正如谢教授所指出的,康德确实肯定了人的本性中具有“向善的原始禀赋”(die ursprüngliche Anlage zum Guten),③包括人作为一种有生命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动物性(die Tierheit)的禀赋、人作为一种既有生命又有理性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性(die personalität Menschheit)的禀赋和人作为一种既有理性又能够负责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格性(die )的禀赋。④如果说前两种禀赋之上还可以嫁接各种恶习(Laster),那么,为了人格性的禀赋是绝不可嫁接任何恶的东西的。⑤正如谢教授在文章中所引用的,康德还指出:“人身上所有这些禀赋都不仅仅(消极地)是善的(即它们与道德法则之间都没有冲突),而且都还是向善的禀赋(即它们都促使人们遵从道德法则)。”⑥这是明确指认人的原始(原初)禀赋具有善的性质。不仅如此,康德在第一篇总的附释“论重建向善的原初禀赋的力量”的第一段中,还明确指出:“如果这意味着,人被造就成为善的,那么,这意思无非是说,人被造就为向善的(zum Guten),人的原初禀赋是善的。”⑦

  显然,谢文郁教授正是依据康德的这些说法,而将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概括为“性善论”的。对谢教授来说,康德所说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本性,这个本性有别于他所理解的“本质”,是“纯善的”。

  那么,“质恶”说的文本依据又在哪里?康德在宗教学著作的第一篇中根本就没有谈到人的本质(das Wesen),而始终在谈人的本性(Natur),不论是向善的原始禀赋,还是普遍的趋恶倾向,他都是放在“人的本性”之中来理解和分析的。所以,当谢教授把康德有关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的论述视为“质恶”说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把这类的Natur当作“本质”而非“本性”来理解了。谢教授之所以坚持这样一种理解,主要依据的是康德在第一篇的引言中对人的本性所作的全新界定:“如果本性(Natur)这一术语(像通常那样)意味着出自自由的行动的根据的对立面,那么,它就与道德上的善或者恶这两个谓词是截然对立的。为了使人们不致马上对这一术语有反感,就必须说明,这里把人的本性仅仅理解为(遵从客观的道德法则)一般地运用人的自由的、先行于一切被察觉到的行为的主观根据,而不论这个主观的根据存在于什么地方。但是,这个主观的根据自身总又必须是一个自由行为(因为若不然,人的任性[Willkür]在道德法则方面的运用或者滥用,就不能归因于人,人心中的善或者恶也就不能叫做道德上的)。”⑧康德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如果我们要在道德上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则被我们所判断的人的本性就不应该是纯粹自然的东西,而应该是由人的自由行为所造就的东西,换言之,它应该是人为的而非自然的。只有人类自己的作为,才可以追究其道德责任,才可以对之作出道德上的善恶评价。这是康德讨论人的本性善恶问题的基本前提,他试图给出一个道德判断的条件:唯有人自己造就的本性才可以进行善恶评价。

  康德对人的具有善恶意义的本性所作出的新界定,并没有给谢教授提供直接的文本依据把康德着重考察的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概括为人的“本质”之恶。所以,要理解谢教授的“质恶”说,理解他对李秋零教授的译文的批评,我们从一开始就须要明白:谢教授对人的本性的理解,恰好就是康德所反对的那种通常的理解,即仅仅把非人为的自然的禀赋,或者人的自由意志完全不起作用的必然本性,当作人的本性,而康德所说的具有人为性的本性,在他看来只能作为“本质”出现,它是由人的“本性”所规定的、第二位的东西。

  谢文郁教授不是简单地依据《中庸》“天命之谓性”的说法来判定“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善之本性,�

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吗 ——对谢文郁教授《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的商榷
2019年10月10日 09:5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作者:舒远招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Is Kant’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The Human Being Is Good in Nature and Evil in Radical”? A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Xie Wenyu

  作者简介:舒远招,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哲学系教授。长沙 410082

  原发信息:《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京)2018年第20184期

  内容提要:谢文郁教授从奥古斯丁、路德的原罪—恩典思想传统出发,对康德的原罪思想展开分析。他依据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认为康德是性善论者,同时依据康德对人的本性的新界定,认为康德所说的“趋恶倾向”并非“本性之恶”,而是“本质之恶”(“质恶”),由此把康德宗教学著作中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善质恶”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具冲击性的新概括,但这一概括是建立在奥古斯丁、路德和康德之间的扭曲而错位的比较框架的基础上的,过于凸显了路德的“原罪”与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之间的对应关系,未能把康德的“趋恶倾向”说视为对路德原罪说的批判改造。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概括不是按照康德本人对入的本性的新界定而得出的,因而偏离了康德的基本思想。康德虽然肯定了人的原始向善禀赋是善的,但这种自然禀赋仅仅是人的善良本性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他所说的普遍趋恶倾向则是一种现实的、恶的本性,因此,就人的现实的、由人自己所造就的本性而言,康德恰好是一位性恶论者,尽管他也认为人的原始向善禀赋应该而且能够获得重建。谢文郁教授的解读固然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但也值得从方法论上加以反思。

  关键词:康德/人性善恶论/性善质恶

 

  人的本性究竟是善还是恶?这个人性善恶论的问题,一直是人性论研究的难题,存在诸多争议。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又与“人的本性是什么”这一前导问题紧密相关。对这两个问题,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βen Vernunft,1793)一书中,曾经从西方基督教神学的背景出发给出自己独具特色的回答。康德在这部著作中究竟是如何界定人的本性,并由此出发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的?这是康德研究者们一直关注的课题。

  在对康德人性善恶论的研究中,谢文郁教授在《哲学门》(总第16辑)上发表的《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提出了一种独创性的理解。该文提出:通过追踪奥古斯丁和路德的原罪概念,可以发现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第一篇中所提出的“向善的原始禀赋”概念,冲击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路德宗神学的原罪概念;康德放弃了基督教的恩典概念,因而有意回避了原罪概念,并通过对Natur(natura)的重新界定,用“性善质恶”说取代了基督教的原罪概念。换言之,该文反对把康德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恶论”,而是在指认它否定了原罪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它可以用“性善质恶”说来加以概括。在谢教授看来,康德宗教学一书有关人性善恶论的基本观点是:“人的禀赋是善的,但是人的本质则是恶的。”①这就是他的“性善质恶”说。

  谢文郁教授还从自己所理解的“性善质恶”说出发,支持《哲学门》同一册上所载邹晓东的文章对李秋零教授一些译文的批评。②他和邹晓东一样认为,康德对Natur(natura)作出了新的界定,该词在康德这里应该是“本质”而非“本性”,因此,李秋零教授将其翻译为“本性”是错误的。同样,Der Mensch ist von Natur böse这个句子,也应该翻译为“人本质上是恶的”,而不该译为“人天生是恶的”。对谢文郁教授而言,康德虽然肯定了人后天的本质是恶的,但没有把人的本性理解为恶的,恰恰相反,他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代表了人的本性之善。

  笔者看到,李秋零教授在回应邹晓东的文章的附言中,对谢教授所主张的Natur不具有遗传性和天生性的观点展开了有力反驳,认为康德所说的本性(普遍的趋恶倾向)虽然不具有遗传性,但依然具有天生性。他还明确表示,对于谢教授把Natur译为“本质”,以及谢教授“性善质恶”的概括,“依然无法接受”。笔者赞同李秋零教授的观点,但鉴于谢文郁教授的“性善质恶”说具有很大的冲击性,而且迄今他一直坚持这一看法,故特意撰写此文,向谢文郁教授请教。

  一、“性善质恶”说的主要立论依据

  谢文郁教授之所以得出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的结论,从表面上看,是有一些文本依据的。

  先看看“性善”的方面。正如谢教授所指出的,康德确实肯定了人的本性中具有“向善的原始禀赋”(die ursprüngliche Anlage zum Guten),③包括人作为一种有生命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动物性(die Tierheit)的禀赋、人作为一种既有生命又有理性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性(die personalität Menschheit)的禀赋和人作为一种既有理性又能够负责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格性(die )的禀赋。④如果说前两种禀赋之上还可以嫁接各种恶习(Laster),那么,为了人格性的禀赋是绝不可嫁接任何恶的东西的。⑤正如谢教授在文章中所引用的,康德还指出:“人身上所有这些禀赋都不仅仅(消极地)是善的(即它们与道德法则之间都没有冲突),而且都还是向善的禀赋(即它们都促使人们遵从道德法则)。”⑥这是明确指认人的原始(原初)禀赋具有善的性质。不仅如此,康德在第一篇总的附释“论重建向善的原初禀赋的力量”的第一段中,还明确指出:“如果这意味着,人被造就成为善的,那么,这意思无非是说,人被造就为向善的(zum Guten),人的原初禀赋是善的。”⑦

  显然,谢文郁教授正是依据康德的这些说法,而将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概括为“性善论”的。对谢教授来说,康德所说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本性,这个本性有别于他所理解的“本质”,是“纯善的”。

  那么,“质恶”说的文本依据又在哪里?康德在宗教学著作的第一篇中根本就没有谈到人的本质(das Wesen),而始终在谈人的本性(Natur),不论是向善的原始禀赋,还是普遍的趋恶倾向,他都是放在“人的本性”之中来理解和分析的。所以,当谢教授把康德有关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的论述视为“质恶”说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把这类的Natur当作“本质”而非“本性”来理解了。谢教授之所以坚持这样一种理解,主要依据的是康德在第一篇的引言中对人的本性所作的全新界定:“如果本性(Natur)这一术语(像通常那样)意味着出自自由的行动的根据的对立面,那么,它就与道德上的善或者恶这两个谓词是截然对立的。为了使人们不致马上对这一术语有反感,就必须说明,这里把人的本性仅仅理解为(遵从客观的道德法则)一般地运用人的自由的、先行于一切被察觉到的行为的主观根据,而不论这个主观的根据存在于什么地方。但是,这个主观的根据自身总又必须是一个自由行为(因为若不然,人的任性[Willkür]在道德法则方面的运用或者滥用,就不能归因于人,人心中的善或者恶也就不能叫做道德上的)。”⑧康德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如果我们要在道德上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则被我们所判断的人的本性就不应该是纯粹自然的东西,而应该是由人的自由行为所造就的东西,换言之,它应该是人为的而非自然的。只有人类自己的作为,才可以追究其道德责任,才可以对之作出道德上的善恶评价。这是康德讨论人的本性善恶问题的基本前提,他试图给出一个道德判断的条件:唯有人自己造就的本性才可以进行善恶评价。

  康德对人的具有善恶意义的本性所作出的新界定,并没有给谢教授提供直接的文本依据把康德着重考察的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概括为人的“本质”之恶。所以,要理解谢教授的“质恶”说,理解他对李秋零教授的译文的批评,我们从一开始就须要明白:谢教授对人的本性的理解,恰好就是康德所反对的那种通常的理解,即仅仅把非人为的自然的禀赋,或者人的自由意志完全不起作用的必然本性,当作人的本性,而康德所说的具有人为性的本性,在他看来只能作为“本质”出现,它是由人的“本性”所规定的、第二位的东西。

  谢文郁教授不是简单地依据《中庸》“天命之谓性”的说法来判定“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善之本性,�

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吗 ——对谢文郁教授《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的商榷
2019年10月10日 09:5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作者:舒远招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Is Kant’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The Human Being Is Good in Nature and Evil in Radical”? A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Xie Wenyu

  作者简介:舒远招,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哲学系教授。长沙 410082

  原发信息:《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京)2018年第20184期

  内容提要:谢文郁教授从奥古斯丁、路德的原罪—恩典思想传统出发,对康德的原罪思想展开分析。他依据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认为康德是性善论者,同时依据康德对人的本性的新界定,认为康德所说的“趋恶倾向”并非“本性之恶”,而是“本质之恶”(“质恶”),由此把康德宗教学著作中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善质恶”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具冲击性的新概括,但这一概括是建立在奥古斯丁、路德和康德之间的扭曲而错位的比较框架的基础上的,过于凸显了路德的“原罪”与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之间的对应关系,未能把康德的“趋恶倾向”说视为对路德原罪说的批判改造。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概括不是按照康德本人对入的本性的新界定而得出的,因而偏离了康德的基本思想。康德虽然肯定了人的原始向善禀赋是善的,但这种自然禀赋仅仅是人的善良本性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他所说的普遍趋恶倾向则是一种现实的、恶的本性,因此,就人的现实的、由人自己所造就的本性而言,康德恰好是一位性恶论者,尽管他也认为人的原始向善禀赋应该而且能够获得重建。谢文郁教授的解读固然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但也值得从方法论上加以反思。

  关键词:康德/人性善恶论/性善质恶

 

  人的本性究竟是善还是恶?这个人性善恶论的问题,一直是人性论研究的难题,存在诸多争议。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又与“人的本性是什么”这一前导问题紧密相关。对这两个问题,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βen Vernunft,1793)一书中,曾经从西方基督教神学的背景出发给出自己独具特色的回答。康德在这部著作中究竟是如何界定人的本性,并由此出发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的?这是康德研究者们一直关注的课题。

  在对康德人性善恶论的研究中,谢文郁教授在《哲学门》(总第16辑)上发表的《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提出了一种独创性的理解。该文提出:通过追踪奥古斯丁和路德的原罪概念,可以发现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第一篇中所提出的“向善的原始禀赋”概念,冲击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路德宗神学的原罪概念;康德放弃了基督教的恩典概念,因而有意回避了原罪概念,并通过对Natur(natura)的重新界定,用“性善质恶”说取代了基督教的原罪概念。换言之,该文反对把康德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恶论”,而是在指认它否定了原罪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它可以用“性善质恶”说来加以概括。在谢教授看来,康德宗教学一书有关人性善恶论的基本观点是:“人的禀赋是善的,但是人的本质则是恶的。”①这就是他的“性善质恶”说。

  谢文郁教授还从自己所理解的“性善质恶”说出发,支持《哲学门》同一册上所载邹晓东的文章对李秋零教授一些译文的批评。②他和邹晓东一样认为,康德对Natur(natura)作出了新的界定,该词在康德这里应该是“本质”而非“本性”,因此,李秋零教授将其翻译为“本性”是错误的。同样,Der Mensch ist von Natur böse这个句子,也应该翻译为“人本质上是恶的”,而不该译为“人天生是恶的”。对谢文郁教授而言,康德虽然肯定了人后天的本质是恶的,但没有把人的本性理解为恶的,恰恰相反,他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代表了人的本性之善。

  笔者看到,李秋零教授在回应邹晓东的文章的附言中,对谢教授所主张的Natur不具有遗传性和天生性的观点展开了有力反驳,认为康德所说的本性(普遍的趋恶倾向)虽然不具有遗传性,但依然具有天生性。他还明确表示,对于谢教授把Natur译为“本质”,以及谢教授“性善质恶”的概括,“依然无法接受”。笔者赞同李秋零教授的观点,但鉴于谢文郁教授的“性善质恶”说具有很大的冲击性,而且迄今他一直坚持这一看法,故特意撰写此文,向谢文郁教授请教。

  一、“性善质恶”说的主要立论依据

  谢文郁教授之所以得出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的结论,从表面上看,是有一些文本依据的。

  先看看“性善”的方面。正如谢教授所指出的,康德确实肯定了人的本性中具有“向善的原始禀赋”(die ursprüngliche Anlage zum Guten),③包括人作为一种有生命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动物性(die Tierheit)的禀赋、人作为一种既有生命又有理性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性(die personalität Menschheit)的禀赋和人作为一种既有理性又能够负责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格性(die )的禀赋。④如果说前两种禀赋之上还可以嫁接各种恶习(Laster),那么,为了人格性的禀赋是绝不可嫁接任何恶的东西的。⑤正如谢教授在文章中所引用的,康德还指出:“人身上所有这些禀赋都不仅仅(消极地)是善的(即它们与道德法则之间都没有冲突),而且都还是向善的禀赋(即它们都促使人们遵从道德法则)。”⑥这是明确指认人的原始(原初)禀赋具有善的性质。不仅如此,康德在第一篇总的附释“论重建向善的原初禀赋的力量”的第一段中,还明确指出:“如果这意味着,人被造就成为善的,那么,这意思无非是说,人被造就为向善的(zum Guten),人的原初禀赋是善的。”⑦

  显然,谢文郁教授正是依据康德的这些说法,而将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概括为“性善论”的。对谢教授来说,康德所说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本性,这个本性有别于他所理解的“本质”,是“纯善的”。

  那么,“质恶”说的文本依据又在哪里?康德在宗教学著作的第一篇中根本就没有谈到人的本质(das Wesen),而始终在谈人的本性(Natur),不论是向善的原始禀赋,还是普遍的趋恶倾向,他都是放在“人的本性”之中来理解和分析的。所以,当谢教授把康德有关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的论述视为“质恶”说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把这类的Natur当作“本质”而非“本性”来理解了。谢教授之所以坚持这样一种理解,主要依据的是康德在第一篇的引言中对人的本性所作的全新界定:“如果本性(Natur)这一术语(像通常那样)意味着出自自由的行动的根据的对立面,那么,它就与道德上的善或者恶这两个谓词是截然对立的。为了使人们不致马上对这一术语有反感,就必须说明,这里把人的本性仅仅理解为(遵从客观的道德法则)一般地运用人的自由的、先行于一切被察觉到的行为的主观根据,而不论这个主观的根据存在于什么地方。但是,这个主观的根据自身总又必须是一个自由行为(因为若不然,人的任性[Willkür]在道德法则方面的运用或者滥用,就不能归因于人,人心中的善或者恶也就不能叫做道德上的)。”⑧康德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如果我们要在道德上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则被我们所判断的人的本性就不应该是纯粹自然的东西,而应该是由人的自由行为所造就的东西,换言之,它应该是人为的而非自然的。只有人类自己的作为,才可以追究其道德责任,才可以对之作出道德上的善恶评价。这是康德讨论人的本性善恶问题的基本前提,他试图给出一个道德判断的条件:唯有人自己造就的本性才可以进行善恶评价。

  康德对人的具有善恶意义的本性所作出的新界定,并没有给谢教授提供直接的文本依据把康德着重考察的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概括为人的“本质”之恶。所以,要理解谢教授的“质恶”说,理解他对李秋零教授的译文的批评,我们从一开始就须要明白:谢教授对人的本性的理解,恰好就是康德所反对的那种通常的理解,即仅仅把非人为的自然的禀赋,或者人的自由意志完全不起作用的必然本性,当作人的本性,而康德所说的具有人为性的本性,在他看来只能作为“本质”出现,它是由人的“本性”所规定的、第二位的东西。

  谢文郁教授不是简单地依据《中庸》“天命之谓性”的说法来判定“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善之本性,�

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吗 ——对谢文郁教授《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的商榷
2019年10月10日 09:5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作者:舒远招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Is Kant’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The Human Being Is Good in Nature and Evil in Radical”? A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Xie Wenyu

  作者简介:舒远招,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哲学系教授。长沙 410082

  原发信息:《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京)2018年第20184期

  内容提要:谢文郁教授从奥古斯丁、路德的原罪—恩典思想传统出发,对康德的原罪思想展开分析。他依据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认为康德是性善论者,同时依据康德对人的本性的新界定,认为康德所说的“趋恶倾向”并非“本性之恶”,而是“本质之恶”(“质恶”),由此把康德宗教学著作中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善质恶”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具冲击性的新概括,但这一概括是建立在奥古斯丁、路德和康德之间的扭曲而错位的比较框架的基础上的,过于凸显了路德的“原罪”与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之间的对应关系,未能把康德的“趋恶倾向”说视为对路德原罪说的批判改造。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概括不是按照康德本人对入的本性的新界定而得出的,因而偏离了康德的基本思想。康德虽然肯定了人的原始向善禀赋是善的,但这种自然禀赋仅仅是人的善良本性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他所说的普遍趋恶倾向则是一种现实的、恶的本性,因此,就人的现实的、由人自己所造就的本性而言,康德恰好是一位性恶论者,尽管他也认为人的原始向善禀赋应该而且能够获得重建。谢文郁教授的解读固然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但也值得从方法论上加以反思。

  关键词:康德/人性善恶论/性善质恶

 

  人的本性究竟是善还是恶?这个人性善恶论的问题,一直是人性论研究的难题,存在诸多争议。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又与“人的本性是什么”这一前导问题紧密相关。对这两个问题,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βen Vernunft,1793)一书中,曾经从西方基督教神学的背景出发给出自己独具特色的回答。康德在这部著作中究竟是如何界定人的本性,并由此出发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的?这是康德研究者们一直关注的课题。

  在对康德人性善恶论的研究中,谢文郁教授在《哲学门》(总第16辑)上发表的《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提出了一种独创性的理解。该文提出:通过追踪奥古斯丁和路德的原罪概念,可以发现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第一篇中所提出的“向善的原始禀赋”概念,冲击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路德宗神学的原罪概念;康德放弃了基督教的恩典概念,因而有意回避了原罪概念,并通过对Natur(natura)的重新界定,用“性善质恶”说取代了基督教的原罪概念。换言之,该文反对把康德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恶论”,而是在指认它否定了原罪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它可以用“性善质恶”说来加以概括。在谢教授看来,康德宗教学一书有关人性善恶论的基本观点是:“人的禀赋是善的,但是人的本质则是恶的。”①这就是他的“性善质恶”说。

  谢文郁教授还从自己所理解的“性善质恶”说出发,支持《哲学门》同一册上所载邹晓东的文章对李秋零教授一些译文的批评。②他和邹晓东一样认为,康德对Natur(natura)作出了新的界定,该词在康德这里应该是“本质”而非“本性”,因此,李秋零教授将其翻译为“本性”是错误的。同样,Der Mensch ist von Natur böse这个句子,也应该翻译为“人本质上是恶的”,而不该译为“人天生是恶的”。对谢文郁教授而言,康德虽然肯定了人后天的本质是恶的,但没有把人的本性理解为恶的,恰恰相反,他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代表了人的本性之善。

  笔者看到,李秋零教授在回应邹晓东的文章的附言中,对谢教授所主张的Natur不具有遗传性和天生性的观点展开了有力反驳,认为康德所说的本性(普遍的趋恶倾向)虽然不具有遗传性,但依然具有天生性。他还明确表示,对于谢教授把Natur译为“本质”,以及谢教授“性善质恶”的概括,“依然无法接受”。笔者赞同李秋零教授的观点,但鉴于谢文郁教授的“性善质恶”说具有很大的冲击性,而且迄今他一直坚持这一看法,故特意撰写此文,向谢文郁教授请教。

  一、“性善质恶”说的主要立论依据

  谢文郁教授之所以得出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的结论,从表面上看,是有一些文本依据的。

  先看看“性善”的方面。正如谢教授所指出的,康德确实肯定了人的本性中具有“向善的原始禀赋”(die ursprüngliche Anlage zum Guten),③包括人作为一种有生命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动物性(die Tierheit)的禀赋、人作为一种既有生命又有理性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性(die personalität Menschheit)的禀赋和人作为一种既有理性又能够负责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格性(die )的禀赋。④如果说前两种禀赋之上还可以嫁接各种恶习(Laster),那么,为了人格性的禀赋是绝不可嫁接任何恶的东西的。⑤正如谢教授在文章中所引用的,康德还指出:“人身上所有这些禀赋都不仅仅(消极地)是善的(即它们与道德法则之间都没有冲突),而且都还是向善的禀赋(即它们都促使人们遵从道德法则)。”⑥这是明确指认人的原始(原初)禀赋具有善的性质。不仅如此,康德在第一篇总的附释“论重建向善的原初禀赋的力量”的第一段中,还明确指出:“如果这意味着,人被造就成为善的,那么,这意思无非是说,人被造就为向善的(zum Guten),人的原初禀赋是善的。”⑦

  显然,谢文郁教授正是依据康德的这些说法,而将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概括为“性善论”的。对谢教授来说,康德所说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本性,这个本性有别于他所理解的“本质”,是“纯善的”。

  那么,“质恶”说的文本依据又在哪里?康德在宗教学著作的第一篇中根本就没有谈到人的本质(das Wesen),而始终在谈人的本性(Natur),不论是向善的原始禀赋,还是普遍的趋恶倾向,他都是放在“人的本性”之中来理解和分析的。所以,当谢教授把康德有关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的论述视为“质恶”说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把这类的Natur当作“本质”而非“本性”来理解了。谢教授之所以坚持这样一种理解,主要依据的是康德在第一篇的引言中对人的本性所作的全新界定:“如果本性(Natur)这一术语(像通常那样)意味着出自自由的行动的根据的对立面,那么,它就与道德上的善或者恶这两个谓词是截然对立的。为了使人们不致马上对这一术语有反感,就必须说明,这里把人的本性仅仅理解为(遵从客观的道德法则)一般地运用人的自由的、先行于一切被察觉到的行为的主观根据,而不论这个主观的根据存在于什么地方。但是,这个主观的根据自身总又必须是一个自由行为(因为若不然,人的任性[Willkür]在道德法则方面的运用或者滥用,就不能归因于人,人心中的善或者恶也就不能叫做道德上的)。”⑧康德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如果我们要在道德上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则被我们所判断的人的本性就不应该是纯粹自然的东西,而应该是由人的自由行为所造就的东西,换言之,它应该是人为的而非自然的。只有人类自己的作为,才可以追究其道德责任,才可以对之作出道德上的善恶评价。这是康德讨论人的本性善恶问题的基本前提,他试图给出一个道德判断的条件:唯有人自己造就的本性才可以进行善恶评价。

  康德对人的具有善恶意义的本性所作出的新界定,并没有给谢教授提供直接的文本依据把康德着重考察的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概括为人的“本质”之恶。所以,要理解谢教授的“质恶”说,理解他对李秋零教授的译文的批评,我们从一开始就须要明白:谢教授对人的本性的理解,恰好就是康德所反对的那种通常的理解,即仅仅把非人为的自然的禀赋,或者人的自由意志完全不起作用的必然本性,当作人的本性,而康德所说的具有人为性的本性,在他看来只能作为“本质”出现,它是由人的“本性”所规定的、第二位的东西。

  谢文郁教授不是简单地依据《中庸》“天命之谓性”的说法来判定“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善之本性,�

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吗 ——对谢文郁教授《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的商榷
2019年10月10日 09:5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作者:舒远招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Is Kant’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The Human Being Is Good in Nature and Evil in Radical”? A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Xie Wenyu

  作者简介:舒远招,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哲学系教授。长沙 410082

  原发信息:《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京)2018年第20184期

  内容提要:谢文郁教授从奥古斯丁、路德的原罪—恩典思想传统出发,对康德的原罪思想展开分析。他依据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认为康德是性善论者,同时依据康德对人的本性的新界定,认为康德所说的“趋恶倾向”并非“本性之恶”,而是“本质之恶”(“质恶”),由此把康德宗教学著作中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善质恶”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具冲击性的新概括,但这一概括是建立在奥古斯丁、路德和康德之间的扭曲而错位的比较框架的基础上的,过于凸显了路德的“原罪”与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之间的对应关系,未能把康德的“趋恶倾向”说视为对路德原罪说的批判改造。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概括不是按照康德本人对入的本性的新界定而得出的,因而偏离了康德的基本思想。康德虽然肯定了人的原始向善禀赋是善的,但这种自然禀赋仅仅是人的善良本性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他所说的普遍趋恶倾向则是一种现实的、恶的本性,因此,就人的现实的、由人自己所造就的本性而言,康德恰好是一位性恶论者,尽管他也认为人的原始向善禀赋应该而且能够获得重建。谢文郁教授的解读固然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但也值得从方法论上加以反思。

  关键词:康德/人性善恶论/性善质恶

 

  人的本性究竟是善还是恶?这个人性善恶论的问题,一直是人性论研究的难题,存在诸多争议。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又与“人的本性是什么”这一前导问题紧密相关。对这两个问题,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βen Vernunft,1793)一书中,曾经从西方基督教神学的背景出发给出自己独具特色的回答。康德在这部著作中究竟是如何界定人的本性,并由此出发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的?这是康德研究者们一直关注的课题。

  在对康德人性善恶论的研究中,谢文郁教授在《哲学门》(总第16辑)上发表的《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提出了一种独创性的理解。该文提出:通过追踪奥古斯丁和路德的原罪概念,可以发现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第一篇中所提出的“向善的原始禀赋”概念,冲击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路德宗神学的原罪概念;康德放弃了基督教的恩典概念,因而有意回避了原罪概念,并通过对Natur(natura)的重新界定,用“性善质恶”说取代了基督教的原罪概念。换言之,该文反对把康德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恶论”,而是在指认它否定了原罪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它可以用“性善质恶”说来加以概括。在谢教授看来,康德宗教学一书有关人性善恶论的基本观点是:“人的禀赋是善的,但是人的本质则是恶的。”①这就是他的“性善质恶”说。

  谢文郁教授还从自己所理解的“性善质恶”说出发,支持《哲学门》同一册上所载邹晓东的文章对李秋零教授一些译文的批评。②他和邹晓东一样认为,康德对Natur(natura)作出了新的界定,该词在康德这里应该是“本质”而非“本性”,因此,李秋零教授将其翻译为“本性”是错误的。同样,Der Mensch ist von Natur böse这个句子,也应该翻译为“人本质上是恶的”,而不该译为“人天生是恶的”。对谢文郁教授而言,康德虽然肯定了人后天的本质是恶的,但没有把人的本性理解为恶的,恰恰相反,他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代表了人的本性之善。

  笔者看到,李秋零教授在回应邹晓东的文章的附言中,对谢教授所主张的Natur不具有遗传性和天生性的观点展开了有力反驳,认为康德所说的本性(普遍的趋恶倾向)虽然不具有遗传性,但依然具有天生性。他还明确表示,对于谢教授把Natur译为“本质”,以及谢教授“性善质恶”的概括,“依然无法接受”。笔者赞同李秋零教授的观点,但鉴于谢文郁教授的“性善质恶”说具有很大的冲击性,而且迄今他一直坚持这一看法,故特意撰写此文,向谢文郁教授请教。

  一、“性善质恶”说的主要立论依据

  谢文郁教授之所以得出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的结论,从表面上看,是有一些文本依据的。

  先看看“性善”的方面。正如谢教授所指出的,康德确实肯定了人的本性中具有“向善的原始禀赋”(die ursprüngliche Anlage zum Guten),③包括人作为一种有生命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动物性(die Tierheit)的禀赋、人作为一种既有生命又有理性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性(die personalität Menschheit)的禀赋和人作为一种既有理性又能够负责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格性(die )的禀赋。④如果说前两种禀赋之上还可以嫁接各种恶习(Laster),那么,为了人格性的禀赋是绝不可嫁接任何恶的东西的。⑤正如谢教授在文章中所引用的,康德还指出:“人身上所有这些禀赋都不仅仅(消极地)是善的(即它们与道德法则之间都没有冲突),而且都还是向善的禀赋(即它们都促使人们遵从道德法则)。”⑥这是明确指认人的原始(原初)禀赋具有善的性质。不仅如此,康德在第一篇总的附释“论重建向善的原初禀赋的力量”的第一段中,还明确指出:“如果这意味着,人被造就成为善的,那么,这意思无非是说,人被造就为向善的(zum Guten),人的原初禀赋是善的。”⑦

  显然,谢文郁教授正是依据康德的这些说法,而将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概括为“性善论”的。对谢教授来说,康德所说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本性,这个本性有别于他所理解的“本质”,是“纯善的”。

  那么,“质恶”说的文本依据又在哪里?康德在宗教学著作的第一篇中根本就没有谈到人的本质(das Wesen),而始终在谈人的本性(Natur),不论是向善的原始禀赋,还是普遍的趋恶倾向,他都是放在“人的本性”之中来理解和分析的。所以,当谢教授把康德有关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的论述视为“质恶”说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把这类的Natur当作“本质”而非“本性”来理解了。谢教授之所以坚持这样一种理解,主要依据的是康德在第一篇的引言中对人的本性所作的全新界定:“如果本性(Natur)这一术语(像通常那样)意味着出自自由的行动的根据的对立面,那么,它就与道德上的善或者恶这两个谓词是截然对立的。为了使人们不致马上对这一术语有反感,就必须说明,这里把人的本性仅仅理解为(遵从客观的道德法则)一般地运用人的自由的、先行于一切被察觉到的行为的主观根据,而不论这个主观的根据存在于什么地方。但是,这个主观的根据自身总又必须是一个自由行为(因为若不然,人的任性[Willkür]在道德法则方面的运用或者滥用,就不能归因于人,人心中的善或者恶也就不能叫做道德上的)。”⑧康德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如果我们要在道德上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则被我们所判断的人的本性就不应该是纯粹自然的东西,而应该是由人的自由行为所造就的东西,换言之,它应该是人为的而非自然的。只有人类自己的作为,才可以追究其道德责任,才可以对之作出道德上的善恶评价。这是康德讨论人的本性善恶问题的基本前提,他试图给出一个道德判断的条件:唯有人自己造就的本性才可以进行善恶评价。

  康德对人的具有善恶意义的本性所作出的新界定,并没有给谢教授提供直接的文本依据把康德着重考察的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概括为人的“本质”之恶。所以,要理解谢教授的“质恶”说,理解他对李秋零教授的译文的批评,我们从一开始就须要明白:谢教授对人的本性的理解,恰好就是康德所反对的那种通常的理解,即仅仅把非人为的自然的禀赋,或者人的自由意志完全不起作用的必然本性,当作人的本性,而康德所说的具有人为性的本性,在他看来只能作为“本质”出现,它是由人的“本性”所规定的、第二位的东西。

  谢文郁教授不是简单地依据《中庸》“天命之谓性”的说法来判定“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善之本性,�

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吗 ——对谢文郁教授《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的商榷
2019年10月10日 09:5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作者:舒远招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Is Kant’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The Human Being Is Good in Nature and Evil in Radical”? A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Xie Wenyu

  作者简介:舒远招,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哲学系教授。长沙 410082

  原发信息:《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京)2018年第20184期

  内容提要:谢文郁教授从奥古斯丁、路德的原罪—恩典思想传统出发,对康德的原罪思想展开分析。他依据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认为康德是性善论者,同时依据康德对人的本性的新界定,认为康德所说的“趋恶倾向”并非“本性之恶”,而是“本质之恶”(“质恶”),由此把康德宗教学著作中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善质恶”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具冲击性的新概括,但这一概括是建立在奥古斯丁、路德和康德之间的扭曲而错位的比较框架的基础上的,过于凸显了路德的“原罪”与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之间的对应关系,未能把康德的“趋恶倾向”说视为对路德原罪说的批判改造。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概括不是按照康德本人对入的本性的新界定而得出的,因而偏离了康德的基本思想。康德虽然肯定了人的原始向善禀赋是善的,但这种自然禀赋仅仅是人的善良本性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他所说的普遍趋恶倾向则是一种现实的、恶的本性,因此,就人的现实的、由人自己所造就的本性而言,康德恰好是一位性恶论者,尽管他也认为人的原始向善禀赋应该而且能够获得重建。谢文郁教授的解读固然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但也值得从方法论上加以反思。

  关键词:康德/人性善恶论/性善质恶

 

  人的本性究竟是善还是恶?这个人性善恶论的问题,一直是人性论研究的难题,存在诸多争议。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又与“人的本性是什么”这一前导问题紧密相关。对这两个问题,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βen Vernunft,1793)一书中,曾经从西方基督教神学的背景出发给出自己独具特色的回答。康德在这部著作中究竟是如何界定人的本性,并由此出发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的?这是康德研究者们一直关注的课题。

  在对康德人性善恶论的研究中,谢文郁教授在《哲学门》(总第16辑)上发表的《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提出了一种独创性的理解。该文提出:通过追踪奥古斯丁和路德的原罪概念,可以发现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第一篇中所提出的“向善的原始禀赋”概念,冲击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路德宗神学的原罪概念;康德放弃了基督教的恩典概念,因而有意回避了原罪概念,并通过对Natur(natura)的重新界定,用“性善质恶”说取代了基督教的原罪概念。换言之,该文反对把康德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恶论”,而是在指认它否定了原罪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它可以用“性善质恶”说来加以概括。在谢教授看来,康德宗教学一书有关人性善恶论的基本观点是:“人的禀赋是善的,但是人的本质则是恶的。”①这就是他的“性善质恶”说。

  谢文郁教授还从自己所理解的“性善质恶”说出发,支持《哲学门》同一册上所载邹晓东的文章对李秋零教授一些译文的批评。②他和邹晓东一样认为,康德对Natur(natura)作出了新的界定,该词在康德这里应该是“本质”而非“本性”,因此,李秋零教授将其翻译为“本性”是错误的。同样,Der Mensch ist von Natur böse这个句子,也应该翻译为“人本质上是恶的”,而不该译为“人天生是恶的”。对谢文郁教授而言,康德虽然肯定了人后天的本质是恶的,但没有把人的本性理解为恶的,恰恰相反,他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代表了人的本性之善。

  笔者看到,李秋零教授在回应邹晓东的文章的附言中,对谢教授所主张的Natur不具有遗传性和天生性的观点展开了有力反驳,认为康德所说的本性(普遍的趋恶倾向)虽然不具有遗传性,但依然具有天生性。他还明确表示,对于谢教授把Natur译为“本质”,以及谢教授“性善质恶”的概括,“依然无法接受”。笔者赞同李秋零教授的观点,但鉴于谢文郁教授的“性善质恶”说具有很大的冲击性,而且迄今他一直坚持这一看法,故特意撰写此文,向谢文郁教授请教。

  一、“性善质恶”说的主要立论依据

  谢文郁教授之所以得出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的结论,从表面上看,是有一些文本依据的。

  先看看“性善”的方面。正如谢教授所指出的,康德确实肯定了人的本性中具有“向善的原始禀赋”(die ursprüngliche Anlage zum Guten),③包括人作为一种有生命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动物性(die Tierheit)的禀赋、人作为一种既有生命又有理性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性(die personalität Menschheit)的禀赋和人作为一种既有理性又能够负责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格性(die )的禀赋。④如果说前两种禀赋之上还可以嫁接各种恶习(Laster),那么,为了人格性的禀赋是绝不可嫁接任何恶的东西的。⑤正如谢教授在文章中所引用的,康德还指出:“人身上所有这些禀赋都不仅仅(消极地)是善的(即它们与道德法则之间都没有冲突),而且都还是向善的禀赋(即它们都促使人们遵从道德法则)。”⑥这是明确指认人的原始(原初)禀赋具有善的性质。不仅如此,康德在第一篇总的附释“论重建向善的原初禀赋的力量”的第一段中,还明确指出:“如果这意味着,人被造就成为善的,那么,这意思无非是说,人被造就为向善的(zum Guten),人的原初禀赋是善的。”⑦

  显然,谢文郁教授正是依据康德的这些说法,而将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概括为“性善论”的。对谢教授来说,康德所说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本性,这个本性有别于他所理解的“本质”,是“纯善的”。

  那么,“质恶”说的文本依据又在哪里?康德在宗教学著作的第一篇中根本就没有谈到人的本质(das Wesen),而始终在谈人的本性(Natur),不论是向善的原始禀赋,还是普遍的趋恶倾向,他都是放在“人的本性”之中来理解和分析的。所以,当谢教授把康德有关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的论述视为“质恶”说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把这类的Natur当作“本质”而非“本性”来理解了。谢教授之所以坚持这样一种理解,主要依据的是康德在第一篇的引言中对人的本性所作的全新界定:“如果本性(Natur)这一术语(像通常那样)意味着出自自由的行动的根据的对立面,那么,它就与道德上的善或者恶这两个谓词是截然对立的。为了使人们不致马上对这一术语有反感,就必须说明,这里把人的本性仅仅理解为(遵从客观的道德法则)一般地运用人的自由的、先行于一切被察觉到的行为的主观根据,而不论这个主观的根据存在于什么地方。但是,这个主观的根据自身总又必须是一个自由行为(因为若不然,人的任性[Willkür]在道德法则方面的运用或者滥用,就不能归因于人,人心中的善或者恶也就不能叫做道德上的)。”⑧康德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如果我们要在道德上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则被我们所判断的人的本性就不应该是纯粹自然的东西,而应该是由人的自由行为所造就的东西,换言之,它应该是人为的而非自然的。只有人类自己的作为,才可以追究其道德责任,才可以对之作出道德上的善恶评价。这是康德讨论人的本性善恶问题的基本前提,他试图给出一个道德判断的条件:唯有人自己造就的本性才可以进行善恶评价。

  康德对人的具有善恶意义的本性所作出的新界定,并没有给谢教授提供直接的文本依据把康德着重考察的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概括为人的“本质”之恶。所以,要理解谢教授的“质恶”说,理解他对李秋零教授的译文的批评,我们从一开始就须要明白:谢教授对人的本性的理解,恰好就是康德所反对的那种通常的理解,即仅仅把非人为的自然的禀赋,或者人的自由意志完全不起作用的必然本性,当作人的本性,而康德所说的具有人为性的本性,在他看来只能作为“本质”出现,它是由人的“本性”所规定的、第二位的东西。

  谢文郁教授不是简单地依据《中庸》“天命之谓性”的说法来判定“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善之本性,�

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吗 ——对谢文郁教授《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的商榷
2019年10月10日 09:5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作者:舒远招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Is Kant’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The Human Being Is Good in Nature and Evil in Radical”? A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Xie Wenyu

  作者简介:舒远招,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哲学系教授。长沙 410082

  原发信息:《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京)2018年第20184期

  内容提要:谢文郁教授从奥古斯丁、路德的原罪—恩典思想传统出发,对康德的原罪思想展开分析。他依据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认为康德是性善论者,同时依据康德对人的本性的新界定,认为康德所说的“趋恶倾向”并非“本性之恶”,而是“本质之恶”(“质恶”),由此把康德宗教学著作中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善质恶”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具冲击性的新概括,但这一概括是建立在奥古斯丁、路德和康德之间的扭曲而错位的比较框架的基础上的,过于凸显了路德的“原罪”与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之间的对应关系,未能把康德的“趋恶倾向”说视为对路德原罪说的批判改造。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概括不是按照康德本人对入的本性的新界定而得出的,因而偏离了康德的基本思想。康德虽然肯定了人的原始向善禀赋是善的,但这种自然禀赋仅仅是人的善良本性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他所说的普遍趋恶倾向则是一种现实的、恶的本性,因此,就人的现实的、由人自己所造就的本性而言,康德恰好是一位性恶论者,尽管他也认为人的原始向善禀赋应该而且能够获得重建。谢文郁教授的解读固然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但也值得从方法论上加以反思。

  关键词:康德/人性善恶论/性善质恶

 

  人的本性究竟是善还是恶?这个人性善恶论的问题,一直是人性论研究的难题,存在诸多争议。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又与“人的本性是什么”这一前导问题紧密相关。对这两个问题,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βen Vernunft,1793)一书中,曾经从西方基督教神学的背景出发给出自己独具特色的回答。康德在这部著作中究竟是如何界定人的本性,并由此出发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的?这是康德研究者们一直关注的课题。

  在对康德人性善恶论的研究中,谢文郁教授在《哲学门》(总第16辑)上发表的《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提出了一种独创性的理解。该文提出:通过追踪奥古斯丁和路德的原罪概念,可以发现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第一篇中所提出的“向善的原始禀赋”概念,冲击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路德宗神学的原罪概念;康德放弃了基督教的恩典概念,因而有意回避了原罪概念,并通过对Natur(natura)的重新界定,用“性善质恶”说取代了基督教的原罪概念。换言之,该文反对把康德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恶论”,而是在指认它否定了原罪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它可以用“性善质恶”说来加以概括。在谢教授看来,康德宗教学一书有关人性善恶论的基本观点是:“人的禀赋是善的,但是人的本质则是恶的。”①这就是他的“性善质恶”说。

  谢文郁教授还从自己所理解的“性善质恶”说出发,支持《哲学门》同一册上所载邹晓东的文章对李秋零教授一些译文的批评。②他和邹晓东一样认为,康德对Natur(natura)作出了新的界定,该词在康德这里应该是“本质”而非“本性”,因此,李秋零教授将其翻译为“本性”是错误的。同样,Der Mensch ist von Natur böse这个句子,也应该翻译为“人本质上是恶的”,而不该译为“人天生是恶的”。对谢文郁教授而言,康德虽然肯定了人后天的本质是恶的,但没有把人的本性理解为恶的,恰恰相反,他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代表了人的本性之善。

  笔者看到,李秋零教授在回应邹晓东的文章的附言中,对谢教授所主张的Natur不具有遗传性和天生性的观点展开了有力反驳,认为康德所说的本性(普遍的趋恶倾向)虽然不具有遗传性,但依然具有天生性。他还明确表示,对于谢教授把Natur译为“本质”,以及谢教授“性善质恶”的概括,“依然无法接受”。笔者赞同李秋零教授的观点,但鉴于谢文郁教授的“性善质恶”说具有很大的冲击性,而且迄今他一直坚持这一看法,故特意撰写此文,向谢文郁教授请教。

  一、“性善质恶”说的主要立论依据

  谢文郁教授之所以得出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的结论,从表面上看,是有一些文本依据的。

  先看看“性善”的方面。正如谢教授所指出的,康德确实肯定了人的本性中具有“向善的原始禀赋”(die ursprüngliche Anlage zum Guten),③包括人作为一种有生命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动物性(die Tierheit)的禀赋、人作为一种既有生命又有理性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性(die personalität Menschheit)的禀赋和人作为一种既有理性又能够负责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格性(die )的禀赋。④如果说前两种禀赋之上还可以嫁接各种恶习(Laster),那么,为了人格性的禀赋是绝不可嫁接任何恶的东西的。⑤正如谢教授在文章中所引用的,康德还指出:“人身上所有这些禀赋都不仅仅(消极地)是善的(即它们与道德法则之间都没有冲突),而且都还是向善的禀赋(即它们都促使人们遵从道德法则)。”⑥这是明确指认人的原始(原初)禀赋具有善的性质。不仅如此,康德在第一篇总的附释“论重建向善的原初禀赋的力量”的第一段中,还明确指出:“如果这意味着,人被造就成为善的,那么,这意思无非是说,人被造就为向善的(zum Guten),人的原初禀赋是善的。”⑦

  显然,谢文郁教授正是依据康德的这些说法,而将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概括为“性善论”的。对谢教授来说,康德所说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本性,这个本性有别于他所理解的“本质”,是“纯善的”。

  那么,“质恶”说的文本依据又在哪里?康德在宗教学著作的第一篇中根本就没有谈到人的本质(das Wesen),而始终在谈人的本性(Natur),不论是向善的原始禀赋,还是普遍的趋恶倾向,他都是放在“人的本性”之中来理解和分析的。所以,当谢教授把康德有关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的论述视为“质恶”说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把这类的Natur当作“本质”而非“本性”来理解了。谢教授之所以坚持这样一种理解,主要依据的是康德在第一篇的引言中对人的本性所作的全新界定:“如果本性(Natur)这一术语(像通常那样)意味着出自自由的行动的根据的对立面,那么,它就与道德上的善或者恶这两个谓词是截然对立的。为了使人们不致马上对这一术语有反感,就必须说明,这里把人的本性仅仅理解为(遵从客观的道德法则)一般地运用人的自由的、先行于一切被察觉到的行为的主观根据,而不论这个主观的根据存在于什么地方。但是,这个主观的根据自身总又必须是一个自由行为(因为若不然,人的任性[Willkür]在道德法则方面的运用或者滥用,就不能归因于人,人心中的善或者恶也就不能叫做道德上的)。”⑧康德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如果我们要在道德上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则被我们所判断的人的本性就不应该是纯粹自然的东西,而应该是由人的自由行为所造就的东西,换言之,它应该是人为的而非自然的。只有人类自己的作为,才可以追究其道德责任,才可以对之作出道德上的善恶评价。这是康德讨论人的本性善恶问题的基本前提,他试图给出一个道德判断的条件:唯有人自己造就的本性才可以进行善恶评价。

  康德对人的具有善恶意义的本性所作出的新界定,并没有给谢教授提供直接的文本依据把康德着重考察的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概括为人的“本质”之恶。所以,要理解谢教授的“质恶”说,理解他对李秋零教授的译文的批评,我们从一开始就须要明白:谢教授对人的本性的理解,恰好就是康德所反对的那种通常的理解,即仅仅把非人为的自然的禀赋,或者人的自由意志完全不起作用的必然本性,当作人的本性,而康德所说的具有人为性的本性,在他看来只能作为“本质”出现,它是由人的“本性”所规定的、第二位的东西。

  谢文郁教授不是简单地依据《中庸》“天命之谓性”的说法来判定“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善之本性,�

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吗 ——对谢文郁教授《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的商榷
2019年10月10日 09:5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作者:舒远招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Is Kant’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The Human Being Is Good in Nature and Evil in Radical”? A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Xie Wenyu

  作者简介:舒远招,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哲学系教授。长沙 410082

  原发信息:《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京)2018年第20184期

  内容提要:谢文郁教授从奥古斯丁、路德的原罪—恩典思想传统出发,对康德的原罪思想展开分析。他依据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认为康德是性善论者,同时依据康德对人的本性的新界定,认为康德所说的“趋恶倾向”并非“本性之恶”,而是“本质之恶”(“质恶”),由此把康德宗教学著作中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善质恶”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具冲击性的新概括,但这一概括是建立在奥古斯丁、路德和康德之间的扭曲而错位的比较框架的基础上的,过于凸显了路德的“原罪”与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之间的对应关系,未能把康德的“趋恶倾向”说视为对路德原罪说的批判改造。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概括不是按照康德本人对入的本性的新界定而得出的,因而偏离了康德的基本思想。康德虽然肯定了人的原始向善禀赋是善的,但这种自然禀赋仅仅是人的善良本性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他所说的普遍趋恶倾向则是一种现实的、恶的本性,因此,就人的现实的、由人自己所造就的本性而言,康德恰好是一位性恶论者,尽管他也认为人的原始向善禀赋应该而且能够获得重建。谢文郁教授的解读固然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但也值得从方法论上加以反思。

  关键词:康德/人性善恶论/性善质恶

 

  人的本性究竟是善还是恶?这个人性善恶论的问题,一直是人性论研究的难题,存在诸多争议。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又与“人的本性是什么”这一前导问题紧密相关。对这两个问题,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βen Vernunft,1793)一书中,曾经从西方基督教神学的背景出发给出自己独具特色的回答。康德在这部著作中究竟是如何界定人的本性,并由此出发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的?这是康德研究者们一直关注的课题。

  在对康德人性善恶论的研究中,谢文郁教授在《哲学门》(总第16辑)上发表的《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提出了一种独创性的理解。该文提出:通过追踪奥古斯丁和路德的原罪概念,可以发现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第一篇中所提出的“向善的原始禀赋”概念,冲击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路德宗神学的原罪概念;康德放弃了基督教的恩典概念,因而有意回避了原罪概念,并通过对Natur(natura)的重新界定,用“性善质恶”说取代了基督教的原罪概念。换言之,该文反对把康德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恶论”,而是在指认它否定了原罪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它可以用“性善质恶”说来加以概括。在谢教授看来,康德宗教学一书有关人性善恶论的基本观点是:“人的禀赋是善的,但是人的本质则是恶的。”①这就是他的“性善质恶”说。

  谢文郁教授还从自己所理解的“性善质恶”说出发,支持《哲学门》同一册上所载邹晓东的文章对李秋零教授一些译文的批评。②他和邹晓东一样认为,康德对Natur(natura)作出了新的界定,该词在康德这里应该是“本质”而非“本性”,因此,李秋零教授将其翻译为“本性”是错误的。同样,Der Mensch ist von Natur böse这个句子,也应该翻译为“人本质上是恶的”,而不该译为“人天生是恶的”。对谢文郁教授而言,康德虽然肯定了人后天的本质是恶的,但没有把人的本性理解为恶的,恰恰相反,他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代表了人的本性之善。

  笔者看到,李秋零教授在回应邹晓东的文章的附言中,对谢教授所主张的Natur不具有遗传性和天生性的观点展开了有力反驳,认为康德所说的本性(普遍的趋恶倾向)虽然不具有遗传性,但依然具有天生性。他还明确表示,对于谢教授把Natur译为“本质”,以及谢教授“性善质恶”的概括,“依然无法接受”。笔者赞同李秋零教授的观点,但鉴于谢文郁教授的“性善质恶”说具有很大的冲击性,而且迄今他一直坚持这一看法,故特意撰写此文,向谢文郁教授请教。

  一、“性善质恶”说的主要立论依据

  谢文郁教授之所以得出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的结论,从表面上看,是有一些文本依据的。

  先看看“性善”的方面。正如谢教授所指出的,康德确实肯定了人的本性中具有“向善的原始禀赋”(die ursprüngliche Anlage zum Guten),③包括人作为一种有生命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动物性(die Tierheit)的禀赋、人作为一种既有生命又有理性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性(die personalität Menschheit)的禀赋和人作为一种既有理性又能够负责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格性(die )的禀赋。④如果说前两种禀赋之上还可以嫁接各种恶习(Laster),那么,为了人格性的禀赋是绝不可嫁接任何恶的东西的。⑤正如谢教授在文章中所引用的,康德还指出:“人身上所有这些禀赋都不仅仅(消极地)是善的(即它们与道德法则之间都没有冲突),而且都还是向善的禀赋(即它们都促使人们遵从道德法则)。”⑥这是明确指认人的原始(原初)禀赋具有善的性质。不仅如此,康德在第一篇总的附释“论重建向善的原初禀赋的力量”的第一段中,还明确指出:“如果这意味着,人被造就成为善的,那么,这意思无非是说,人被造就为向善的(zum Guten),人的原初禀赋是善的。”⑦

  显然,谢文郁教授正是依据康德的这些说法,而将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概括为“性善论”的。对谢教授来说,康德所说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本性,这个本性有别于他所理解的“本质”,是“纯善的”。

  那么,“质恶”说的文本依据又在哪里?康德在宗教学著作的第一篇中根本就没有谈到人的本质(das Wesen),而始终在谈人的本性(Natur),不论是向善的原始禀赋,还是普遍的趋恶倾向,他都是放在“人的本性”之中来理解和分析的。所以,当谢教授把康德有关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的论述视为“质恶”说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把这类的Natur当作“本质”而非“本性”来理解了。谢教授之所以坚持这样一种理解,主要依据的是康德在第一篇的引言中对人的本性所作的全新界定:“如果本性(Natur)这一术语(像通常那样)意味着出自自由的行动的根据的对立面,那么,它就与道德上的善或者恶这两个谓词是截然对立的。为了使人们不致马上对这一术语有反感,就必须说明,这里把人的本性仅仅理解为(遵从客观的道德法则)一般地运用人的自由的、先行于一切被察觉到的行为的主观根据,而不论这个主观的根据存在于什么地方。但是,这个主观的根据自身总又必须是一个自由行为(因为若不然,人的任性[Willkür]在道德法则方面的运用或者滥用,就不能归因于人,人心中的善或者恶也就不能叫做道德上的)。”⑧康德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如果我们要在道德上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则被我们所判断的人的本性就不应该是纯粹自然的东西,而应该是由人的自由行为所造就的东西,换言之,它应该是人为的而非自然的。只有人类自己的作为,才可以追究其道德责任,才可以对之作出道德上的善恶评价。这是康德讨论人的本性善恶问题的基本前提,他试图给出一个道德判断的条件:唯有人自己造就的本性才可以进行善恶评价。

  康德对人的具有善恶意义的本性所作出的新界定,并没有给谢教授提供直接的文本依据把康德着重考察的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概括为人的“本质”之恶。所以,要理解谢教授的“质恶”说,理解他对李秋零教授的译文的批评,我们从一开始就须要明白:谢教授对人的本性的理解,恰好就是康德所反对的那种通常的理解,即仅仅把非人为的自然的禀赋,或者人的自由意志完全不起作用的必然本性,当作人的本性,而康德所说的具有人为性的本性,在他看来只能作为“本质”出现,它是由人的“本性”所规定的、第二位的东西。

  谢文郁教授不是简单地依据《中庸》“天命之谓性”的说法来判定“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善之本性,�

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吗 ——对谢文郁教授《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的商榷
2019年10月10日 09:5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作者:舒远招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Is Kant’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The Human Being Is Good in Nature and Evil in Radical”? A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Xie Wenyu

  作者简介:舒远招,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哲学系教授。长沙 410082

  原发信息:《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京)2018年第20184期

  内容提要:谢文郁教授从奥古斯丁、路德的原罪—恩典思想传统出发,对康德的原罪思想展开分析。他依据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认为康德是性善论者,同时依据康德对人的本性的新界定,认为康德所说的“趋恶倾向”并非“本性之恶”,而是“本质之恶”(“质恶”),由此把康德宗教学著作中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善质恶”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具冲击性的新概括,但这一概括是建立在奥古斯丁、路德和康德之间的扭曲而错位的比较框架的基础上的,过于凸显了路德的“原罪”与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之间的对应关系,未能把康德的“趋恶倾向”说视为对路德原罪说的批判改造。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概括不是按照康德本人对入的本性的新界定而得出的,因而偏离了康德的基本思想。康德虽然肯定了人的原始向善禀赋是善的,但这种自然禀赋仅仅是人的善良本性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他所说的普遍趋恶倾向则是一种现实的、恶的本性,因此,就人的现实的、由人自己所造就的本性而言,康德恰好是一位性恶论者,尽管他也认为人的原始向善禀赋应该而且能够获得重建。谢文郁教授的解读固然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但也值得从方法论上加以反思。

  关键词:康德/人性善恶论/性善质恶

 

  人的本性究竟是善还是恶?这个人性善恶论的问题,一直是人性论研究的难题,存在诸多争议。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又与“人的本性是什么”这一前导问题紧密相关。对这两个问题,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βen Vernunft,1793)一书中,曾经从西方基督教神学的背景出发给出自己独具特色的回答。康德在这部著作中究竟是如何界定人的本性,并由此出发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的?这是康德研究者们一直关注的课题。

  在对康德人性善恶论的研究中,谢文郁教授在《哲学门》(总第16辑)上发表的《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提出了一种独创性的理解。该文提出:通过追踪奥古斯丁和路德的原罪概念,可以发现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第一篇中所提出的“向善的原始禀赋”概念,冲击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路德宗神学的原罪概念;康德放弃了基督教的恩典概念,因而有意回避了原罪概念,并通过对Natur(natura)的重新界定,用“性善质恶”说取代了基督教的原罪概念。换言之,该文反对把康德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恶论”,而是在指认它否定了原罪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它可以用“性善质恶”说来加以概括。在谢教授看来,康德宗教学一书有关人性善恶论的基本观点是:“人的禀赋是善的,但是人的本质则是恶的。”①这就是他的“性善质恶”说。

  谢文郁教授还从自己所理解的“性善质恶”说出发,支持《哲学门》同一册上所载邹晓东的文章对李秋零教授一些译文的批评。②他和邹晓东一样认为,康德对Natur(natura)作出了新的界定,该词在康德这里应该是“本质”而非“本性”,因此,李秋零教授将其翻译为“本性”是错误的。同样,Der Mensch ist von Natur böse这个句子,也应该翻译为“人本质上是恶的”,而不该译为“人天生是恶的”。对谢文郁教授而言,康德虽然肯定了人后天的本质是恶的,但没有把人的本性理解为恶的,恰恰相反,他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代表了人的本性之善。

  笔者看到,李秋零教授在回应邹晓东的文章的附言中,对谢教授所主张的Natur不具有遗传性和天生性的观点展开了有力反驳,认为康德所说的本性(普遍的趋恶倾向)虽然不具有遗传性,但依然具有天生性。他还明确表示,对于谢教授把Natur译为“本质”,以及谢教授“性善质恶”的概括,“依然无法接受”。笔者赞同李秋零教授的观点,但鉴于谢文郁教授的“性善质恶”说具有很大的冲击性,而且迄今他一直坚持这一看法,故特意撰写此文,向谢文郁教授请教。

  一、“性善质恶”说的主要立论依据

  谢文郁教授之所以得出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的结论,从表面上看,是有一些文本依据的。

  先看看“性善”的方面。正如谢教授所指出的,康德确实肯定了人的本性中具有“向善的原始禀赋”(die ursprüngliche Anlage zum Guten),③包括人作为一种有生命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动物性(die Tierheit)的禀赋、人作为一种既有生命又有理性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性(die personalität Menschheit)的禀赋和人作为一种既有理性又能够负责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格性(die )的禀赋。④如果说前两种禀赋之上还可以嫁接各种恶习(Laster),那么,为了人格性的禀赋是绝不可嫁接任何恶的东西的。⑤正如谢教授在文章中所引用的,康德还指出:“人身上所有这些禀赋都不仅仅(消极地)是善的(即它们与道德法则之间都没有冲突),而且都还是向善的禀赋(即它们都促使人们遵从道德法则)。”⑥这是明确指认人的原始(原初)禀赋具有善的性质。不仅如此,康德在第一篇总的附释“论重建向善的原初禀赋的力量”的第一段中,还明确指出:“如果这意味着,人被造就成为善的,那么,这意思无非是说,人被造就为向善的(zum Guten),人的原初禀赋是善的。”⑦

  显然,谢文郁教授正是依据康德的这些说法,而将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概括为“性善论”的。对谢教授来说,康德所说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本性,这个本性有别于他所理解的“本质”,是“纯善的”。

  那么,“质恶”说的文本依据又在哪里?康德在宗教学著作的第一篇中根本就没有谈到人的本质(das Wesen),而始终在谈人的本性(Natur),不论是向善的原始禀赋,还是普遍的趋恶倾向,他都是放在“人的本性”之中来理解和分析的。所以,当谢教授把康德有关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的论述视为“质恶”说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把这类的Natur当作“本质”而非“本性”来理解了。谢教授之所以坚持这样一种理解,主要依据的是康德在第一篇的引言中对人的本性所作的全新界定:“如果本性(Natur)这一术语(像通常那样)意味着出自自由的行动的根据的对立面,那么,它就与道德上的善或者恶这两个谓词是截然对立的。为了使人们不致马上对这一术语有反感,就必须说明,这里把人的本性仅仅理解为(遵从客观的道德法则)一般地运用人的自由的、先行于一切被察觉到的行为的主观根据,而不论这个主观的根据存在于什么地方。但是,这个主观的根据自身总又必须是一个自由行为(因为若不然,人的任性[Willkür]在道德法则方面的运用或者滥用,就不能归因于人,人心中的善或者恶也就不能叫做道德上的)。”⑧康德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如果我们要在道德上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则被我们所判断的人的本性就不应该是纯粹自然的东西,而应该是由人的自由行为所造就的东西,换言之,它应该是人为的而非自然的。只有人类自己的作为,才可以追究其道德责任,才可以对之作出道德上的善恶评价。这是康德讨论人的本性善恶问题的基本前提,他试图给出一个道德判断的条件:唯有人自己造就的本性才可以进行善恶评价。

  康德对人的具有善恶意义的本性所作出的新界定,并没有给谢教授提供直接的文本依据把康德着重考察的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概括为人的“本质”之恶。所以,要理解谢教授的“质恶”说,理解他对李秋零教授的译文的批评,我们从一开始就须要明白:谢教授对人的本性的理解,恰好就是康德所反对的那种通常的理解,即仅仅把非人为的自然的禀赋,或者人的自由意志完全不起作用的必然本性,当作人的本性,而康德所说的具有人为性的本性,在他看来只能作为“本质”出现,它是由人的“本性”所规定的、第二位的东西。

  谢文郁教授不是简单地依据《中庸》“天命之谓性”的说法来判定“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善之本性,�

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吗 ——对谢文郁教授《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的商榷
2019年10月10日 09:5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作者:舒远招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Is Kant’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The Human Being Is Good in Nature and Evil in Radical”? A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Xie Wenyu

  作者简介:舒远招,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哲学系教授。长沙 410082

  原发信息:《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京)2018年第20184期

  内容提要:谢文郁教授从奥古斯丁、路德的原罪—恩典思想传统出发,对康德的原罪思想展开分析。他依据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认为康德是性善论者,同时依据康德对人的本性的新界定,认为康德所说的“趋恶倾向”并非“本性之恶”,而是“本质之恶”(“质恶”),由此把康德宗教学著作中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善质恶”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具冲击性的新概括,但这一概括是建立在奥古斯丁、路德和康德之间的扭曲而错位的比较框架的基础上的,过于凸显了路德的“原罪”与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之间的对应关系,未能把康德的“趋恶倾向”说视为对路德原罪说的批判改造。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概括不是按照康德本人对入的本性的新界定而得出的,因而偏离了康德的基本思想。康德虽然肯定了人的原始向善禀赋是善的,但这种自然禀赋仅仅是人的善良本性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他所说的普遍趋恶倾向则是一种现实的、恶的本性,因此,就人的现实的、由人自己所造就的本性而言,康德恰好是一位性恶论者,尽管他也认为人的原始向善禀赋应该而且能够获得重建。谢文郁教授的解读固然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但也值得从方法论上加以反思。

  关键词:康德/人性善恶论/性善质恶

 

  人的本性究竟是善还是恶?这个人性善恶论的问题,一直是人性论研究的难题,存在诸多争议。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又与“人的本性是什么”这一前导问题紧密相关。对这两个问题,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βen Vernunft,1793)一书中,曾经从西方基督教神学的背景出发给出自己独具特色的回答。康德在这部著作中究竟是如何界定人的本性,并由此出发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的?这是康德研究者们一直关注的课题。

  在对康德人性善恶论的研究中,谢文郁教授在《哲学门》(总第16辑)上发表的《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提出了一种独创性的理解。该文提出:通过追踪奥古斯丁和路德的原罪概念,可以发现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第一篇中所提出的“向善的原始禀赋”概念,冲击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路德宗神学的原罪概念;康德放弃了基督教的恩典概念,因而有意回避了原罪概念,并通过对Natur(natura)的重新界定,用“性善质恶”说取代了基督教的原罪概念。换言之,该文反对把康德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恶论”,而是在指认它否定了原罪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它可以用“性善质恶”说来加以概括。在谢教授看来,康德宗教学一书有关人性善恶论的基本观点是:“人的禀赋是善的,但是人的本质则是恶的。”①这就是他的“性善质恶”说。

  谢文郁教授还从自己所理解的“性善质恶”说出发,支持《哲学门》同一册上所载邹晓东的文章对李秋零教授一些译文的批评。②他和邹晓东一样认为,康德对Natur(natura)作出了新的界定,该词在康德这里应该是“本质”而非“本性”,因此,李秋零教授将其翻译为“本性”是错误的。同样,Der Mensch ist von Natur böse这个句子,也应该翻译为“人本质上是恶的”,而不该译为“人天生是恶的”。对谢文郁教授而言,康德虽然肯定了人后天的本质是恶的,但没有把人的本性理解为恶的,恰恰相反,他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代表了人的本性之善。

  笔者看到,李秋零教授在回应邹晓东的文章的附言中,对谢教授所主张的Natur不具有遗传性和天生性的观点展开了有力反驳,认为康德所说的本性(普遍的趋恶倾向)虽然不具有遗传性,但依然具有天生性。他还明确表示,对于谢教授把Natur译为“本质”,以及谢教授“性善质恶”的概括,“依然无法接受”。笔者赞同李秋零教授的观点,但鉴于谢文郁教授的“性善质恶”说具有很大的冲击性,而且迄今他一直坚持这一看法,故特意撰写此文,向谢文郁教授请教。

  一、“性善质恶”说的主要立论依据

  谢文郁教授之所以得出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的结论,从表面上看,是有一些文本依据的。

  先看看“性善”的方面。正如谢教授所指出的,康德确实肯定了人的本性中具有“向善的原始禀赋”(die ursprüngliche Anlage zum Guten),③包括人作为一种有生命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动物性(die Tierheit)的禀赋、人作为一种既有生命又有理性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性(die personalität Menschheit)的禀赋和人作为一种既有理性又能够负责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格性(die )的禀赋。④如果说前两种禀赋之上还可以嫁接各种恶习(Laster),那么,为了人格性的禀赋是绝不可嫁接任何恶的东西的。⑤正如谢教授在文章中所引用的,康德还指出:“人身上所有这些禀赋都不仅仅(消极地)是善的(即它们与道德法则之间都没有冲突),而且都还是向善的禀赋(即它们都促使人们遵从道德法则)。”⑥这是明确指认人的原始(原初)禀赋具有善的性质。不仅如此,康德在第一篇总的附释“论重建向善的原初禀赋的力量”的第一段中,还明确指出:“如果这意味着,人被造就成为善的,那么,这意思无非是说,人被造就为向善的(zum Guten),人的原初禀赋是善的。”⑦

  显然,谢文郁教授正是依据康德的这些说法,而将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概括为“性善论”的。对谢教授来说,康德所说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本性,这个本性有别于他所理解的“本质”,是“纯善的”。

  那么,“质恶”说的文本依据又在哪里?康德在宗教学著作的第一篇中根本就没有谈到人的本质(das Wesen),而始终在谈人的本性(Natur),不论是向善的原始禀赋,还是普遍的趋恶倾向,他都是放在“人的本性”之中来理解和分析的。所以,当谢教授把康德有关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的论述视为“质恶”说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把这类的Natur当作“本质”而非“本性”来理解了。谢教授之所以坚持这样一种理解,主要依据的是康德在第一篇的引言中对人的本性所作的全新界定:“如果本性(Natur)这一术语(像通常那样)意味着出自自由的行动的根据的对立面,那么,它就与道德上的善或者恶这两个谓词是截然对立的。为了使人们不致马上对这一术语有反感,就必须说明,这里把人的本性仅仅理解为(遵从客观的道德法则)一般地运用人的自由的、先行于一切被察觉到的行为的主观根据,而不论这个主观的根据存在于什么地方。但是,这个主观的根据自身总又必须是一个自由行为(因为若不然,人的任性[Willkür]在道德法则方面的运用或者滥用,就不能归因于人,人心中的善或者恶也就不能叫做道德上的)。”⑧康德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如果我们要在道德上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则被我们所判断的人的本性就不应该是纯粹自然的东西,而应该是由人的自由行为所造就的东西,换言之,它应该是人为的而非自然的。只有人类自己的作为,才可以追究其道德责任,才可以对之作出道德上的善恶评价。这是康德讨论人的本性善恶问题的基本前提,他试图给出一个道德判断的条件:唯有人自己造就的本性才可以进行善恶评价。

  康德对人的具有善恶意义的本性所作出的新界定,并没有给谢教授提供直接的文本依据把康德着重考察的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概括为人的“本质”之恶。所以,要理解谢教授的“质恶”说,理解他对李秋零教授的译文的批评,我们从一开始就须要明白:谢教授对人的本性的理解,恰好就是康德所反对的那种通常的理解,即仅仅把非人为的自然的禀赋,或者人的自由意志完全不起作用的必然本性,当作人的本性,而康德所说的具有人为性的本性,在他看来只能作为“本质”出现,它是由人的“本性”所规定的、第二位的东西。

  谢文郁教授不是简单地依据《中庸》“天命之谓性”的说法来判定“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善之本性,�

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吗 ——对谢文郁教授《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的商榷
2019年10月10日 09:5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作者:舒远招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Is Kant’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The Human Being Is Good in Nature and Evil in Radical”? A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Xie Wenyu

  作者简介:舒远招,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哲学系教授。长沙 410082

  原发信息:《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京)2018年第20184期

  内容提要:谢文郁教授从奥古斯丁、路德的原罪—恩典思想传统出发,对康德的原罪思想展开分析。他依据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认为康德是性善论者,同时依据康德对人的本性的新界定,认为康德所说的“趋恶倾向”并非“本性之恶”,而是“本质之恶”(“质恶”),由此把康德宗教学著作中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善质恶”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具冲击性的新概括,但这一概括是建立在奥古斯丁、路德和康德之间的扭曲而错位的比较框架的基础上的,过于凸显了路德的“原罪”与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之间的对应关系,未能把康德的“趋恶倾向”说视为对路德原罪说的批判改造。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概括不是按照康德本人对入的本性的新界定而得出的,因而偏离了康德的基本思想。康德虽然肯定了人的原始向善禀赋是善的,但这种自然禀赋仅仅是人的善良本性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他所说的普遍趋恶倾向则是一种现实的、恶的本性,因此,就人的现实的、由人自己所造就的本性而言,康德恰好是一位性恶论者,尽管他也认为人的原始向善禀赋应该而且能够获得重建。谢文郁教授的解读固然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但也值得从方法论上加以反思。

  关键词:康德/人性善恶论/性善质恶

 

  人的本性究竟是善还是恶?这个人性善恶论的问题,一直是人性论研究的难题,存在诸多争议。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又与“人的本性是什么”这一前导问题紧密相关。对这两个问题,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βen Vernunft,1793)一书中,曾经从西方基督教神学的背景出发给出自己独具特色的回答。康德在这部著作中究竟是如何界定人的本性,并由此出发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的?这是康德研究者们一直关注的课题。

  在对康德人性善恶论的研究中,谢文郁教授在《哲学门》(总第16辑)上发表的《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提出了一种独创性的理解。该文提出:通过追踪奥古斯丁和路德的原罪概念,可以发现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第一篇中所提出的“向善的原始禀赋”概念,冲击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路德宗神学的原罪概念;康德放弃了基督教的恩典概念,因而有意回避了原罪概念,并通过对Natur(natura)的重新界定,用“性善质恶”说取代了基督教的原罪概念。换言之,该文反对把康德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恶论”,而是在指认它否定了原罪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它可以用“性善质恶”说来加以概括。在谢教授看来,康德宗教学一书有关人性善恶论的基本观点是:“人的禀赋是善的,但是人的本质则是恶的。”①这就是他的“性善质恶”说。

  谢文郁教授还从自己所理解的“性善质恶”说出发,支持《哲学门》同一册上所载邹晓东的文章对李秋零教授一些译文的批评。②他和邹晓东一样认为,康德对Natur(natura)作出了新的界定,该词在康德这里应该是“本质”而非“本性”,因此,李秋零教授将其翻译为“本性”是错误的。同样,Der Mensch ist von Natur böse这个句子,也应该翻译为“人本质上是恶的”,而不该译为“人天生是恶的”。对谢文郁教授而言,康德虽然肯定了人后天的本质是恶的,但没有把人的本性理解为恶的,恰恰相反,他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代表了人的本性之善。

  笔者看到,李秋零教授在回应邹晓东的文章的附言中,对谢教授所主张的Natur不具有遗传性和天生性的观点展开了有力反驳,认为康德所说的本性(普遍的趋恶倾向)虽然不具有遗传性,但依然具有天生性。他还明确表示,对于谢教授把Natur译为“本质”,以及谢教授“性善质恶”的概括,“依然无法接受”。笔者赞同李秋零教授的观点,但鉴于谢文郁教授的“性善质恶”说具有很大的冲击性,而且迄今他一直坚持这一看法,故特意撰写此文,向谢文郁教授请教。

  一、“性善质恶”说的主要立论依据

  谢文郁教授之所以得出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的结论,从表面上看,是有一些文本依据的。

  先看看“性善”的方面。正如谢教授所指出的,康德确实肯定了人的本性中具有“向善的原始禀赋”(die ursprüngliche Anlage zum Guten),③包括人作为一种有生命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动物性(die Tierheit)的禀赋、人作为一种既有生命又有理性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性(die personalität Menschheit)的禀赋和人作为一种既有理性又能够负责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格性(die )的禀赋。④如果说前两种禀赋之上还可以嫁接各种恶习(Laster),那么,为了人格性的禀赋是绝不可嫁接任何恶的东西的。⑤正如谢教授在文章中所引用的,康德还指出:“人身上所有这些禀赋都不仅仅(消极地)是善的(即它们与道德法则之间都没有冲突),而且都还是向善的禀赋(即它们都促使人们遵从道德法则)。”⑥这是明确指认人的原始(原初)禀赋具有善的性质。不仅如此,康德在第一篇总的附释“论重建向善的原初禀赋的力量”的第一段中,还明确指出:“如果这意味着,人被造就成为善的,那么,这意思无非是说,人被造就为向善的(zum Guten),人的原初禀赋是善的。”⑦

  显然,谢文郁教授正是依据康德的这些说法,而将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概括为“性善论”的。对谢教授来说,康德所说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本性,这个本性有别于他所理解的“本质”,是“纯善的”。

  那么,“质恶”说的文本依据又在哪里?康德在宗教学著作的第一篇中根本就没有谈到人的本质(das Wesen),而始终在谈人的本性(Natur),不论是向善的原始禀赋,还是普遍的趋恶倾向,他都是放在“人的本性”之中来理解和分析的。所以,当谢教授把康德有关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的论述视为“质恶”说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把这类的Natur当作“本质”而非“本性”来理解了。谢教授之所以坚持这样一种理解,主要依据的是康德在第一篇的引言中对人的本性所作的全新界定:“如果本性(Natur)这一术语(像通常那样)意味着出自自由的行动的根据的对立面,那么,它就与道德上的善或者恶这两个谓词是截然对立的。为了使人们不致马上对这一术语有反感,就必须说明,这里把人的本性仅仅理解为(遵从客观的道德法则)一般地运用人的自由的、先行于一切被察觉到的行为的主观根据,而不论这个主观的根据存在于什么地方。但是,这个主观的根据自身总又必须是一个自由行为(因为若不然,人的任性[Willkür]在道德法则方面的运用或者滥用,就不能归因于人,人心中的善或者恶也就不能叫做道德上的)。”⑧康德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如果我们要在道德上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则被我们所判断的人的本性就不应该是纯粹自然的东西,而应该是由人的自由行为所造就的东西,换言之,它应该是人为的而非自然的。只有人类自己的作为,才可以追究其道德责任,才可以对之作出道德上的善恶评价。这是康德讨论人的本性善恶问题的基本前提,他试图给出一个道德判断的条件:唯有人自己造就的本性才可以进行善恶评价。

  康德对人的具有善恶意义的本性所作出的新界定,并没有给谢教授提供直接的文本依据把康德着重考察的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概括为人的“本质”之恶。所以,要理解谢教授的“质恶”说,理解他对李秋零教授的译文的批评,我们从一开始就须要明白:谢教授对人的本性的理解,恰好就是康德所反对的那种通常的理解,即仅仅把非人为的自然的禀赋,或者人的自由意志完全不起作用的必然本性,当作人的本性,而康德所说的具有人为性的本性,在他看来只能作为“本质”出现,它是由人的“本性”所规定的、第二位的东西。

  谢文郁教授不是简单地依据《中庸》“天命之谓性”的说法来判定“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善之本性,�

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吗 ——对谢文郁教授《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的商榷
2019年10月10日 09:5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作者:舒远招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Is Kant’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The Human Being Is Good in Nature and Evil in Radical”? A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Xie Wenyu

  作者简介:舒远招,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哲学系教授。长沙 410082

  原发信息:《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京)2018年第20184期

  内容提要:谢文郁教授从奥古斯丁、路德的原罪—恩典思想传统出发,对康德的原罪思想展开分析。他依据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认为康德是性善论者,同时依据康德对人的本性的新界定,认为康德所说的“趋恶倾向”并非“本性之恶”,而是“本质之恶”(“质恶”),由此把康德宗教学著作中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善质恶”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具冲击性的新概括,但这一概括是建立在奥古斯丁、路德和康德之间的扭曲而错位的比较框架的基础上的,过于凸显了路德的“原罪”与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之间的对应关系,未能把康德的“趋恶倾向”说视为对路德原罪说的批判改造。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概括不是按照康德本人对入的本性的新界定而得出的,因而偏离了康德的基本思想。康德虽然肯定了人的原始向善禀赋是善的,但这种自然禀赋仅仅是人的善良本性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他所说的普遍趋恶倾向则是一种现实的、恶的本性,因此,就人的现实的、由人自己所造就的本性而言,康德恰好是一位性恶论者,尽管他也认为人的原始向善禀赋应该而且能够获得重建。谢文郁教授的解读固然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但也值得从方法论上加以反思。

  关键词:康德/人性善恶论/性善质恶

 

  人的本性究竟是善还是恶?这个人性善恶论的问题,一直是人性论研究的难题,存在诸多争议。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又与“人的本性是什么”这一前导问题紧密相关。对这两个问题,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βen Vernunft,1793)一书中,曾经从西方基督教神学的背景出发给出自己独具特色的回答。康德在这部著作中究竟是如何界定人的本性,并由此出发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的?这是康德研究者们一直关注的课题。

  在对康德人性善恶论的研究中,谢文郁教授在《哲学门》(总第16辑)上发表的《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提出了一种独创性的理解。该文提出:通过追踪奥古斯丁和路德的原罪概念,可以发现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第一篇中所提出的“向善的原始禀赋”概念,冲击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路德宗神学的原罪概念;康德放弃了基督教的恩典概念,因而有意回避了原罪概念,并通过对Natur(natura)的重新界定,用“性善质恶”说取代了基督教的原罪概念。换言之,该文反对把康德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恶论”,而是在指认它否定了原罪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它可以用“性善质恶”说来加以概括。在谢教授看来,康德宗教学一书有关人性善恶论的基本观点是:“人的禀赋是善的,但是人的本质则是恶的。”①这就是他的“性善质恶”说。

  谢文郁教授还从自己所理解的“性善质恶”说出发,支持《哲学门》同一册上所载邹晓东的文章对李秋零教授一些译文的批评。②他和邹晓东一样认为,康德对Natur(natura)作出了新的界定,该词在康德这里应该是“本质”而非“本性”,因此,李秋零教授将其翻译为“本性”是错误的。同样,Der Mensch ist von Natur böse这个句子,也应该翻译为“人本质上是恶的”,而不该译为“人天生是恶的”。对谢文郁教授而言,康德虽然肯定了人后天的本质是恶的,但没有把人的本性理解为恶的,恰恰相反,他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代表了人的本性之善。

  笔者看到,李秋零教授在回应邹晓东的文章的附言中,对谢教授所主张的Natur不具有遗传性和天生性的观点展开了有力反驳,认为康德所说的本性(普遍的趋恶倾向)虽然不具有遗传性,但依然具有天生性。他还明确表示,对于谢教授把Natur译为“本质”,以及谢教授“性善质恶”的概括,“依然无法接受”。笔者赞同李秋零教授的观点,但鉴于谢文郁教授的“性善质恶”说具有很大的冲击性,而且迄今他一直坚持这一看法,故特意撰写此文,向谢文郁教授请教。

  一、“性善质恶”说的主要立论依据

  谢文郁教授之所以得出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的结论,从表面上看,是有一些文本依据的。

  先看看“性善”的方面。正如谢教授所指出的,康德确实肯定了人的本性中具有“向善的原始禀赋”(die ursprüngliche Anlage zum Guten),③包括人作为一种有生命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动物性(die Tierheit)的禀赋、人作为一种既有生命又有理性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性(die personalität Menschheit)的禀赋和人作为一种既有理性又能够负责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格性(die )的禀赋。④如果说前两种禀赋之上还可以嫁接各种恶习(Laster),那么,为了人格性的禀赋是绝不可嫁接任何恶的东西的。⑤正如谢教授在文章中所引用的,康德还指出:“人身上所有这些禀赋都不仅仅(消极地)是善的(即它们与道德法则之间都没有冲突),而且都还是向善的禀赋(即它们都促使人们遵从道德法则)。”⑥这是明确指认人的原始(原初)禀赋具有善的性质。不仅如此,康德在第一篇总的附释“论重建向善的原初禀赋的力量”的第一段中,还明确指出:“如果这意味着,人被造就成为善的,那么,这意思无非是说,人被造就为向善的(zum Guten),人的原初禀赋是善的。”⑦

  显然,谢文郁教授正是依据康德的这些说法,而将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概括为“性善论”的。对谢教授来说,康德所说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本性,这个本性有别于他所理解的“本质”,是“纯善的”。

  那么,“质恶”说的文本依据又在哪里?康德在宗教学著作的第一篇中根本就没有谈到人的本质(das Wesen),而始终在谈人的本性(Natur),不论是向善的原始禀赋,还是普遍的趋恶倾向,他都是放在“人的本性”之中来理解和分析的。所以,当谢教授把康德有关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的论述视为“质恶”说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把这类的Natur当作“本质”而非“本性”来理解了。谢教授之所以坚持这样一种理解,主要依据的是康德在第一篇的引言中对人的本性所作的全新界定:“如果本性(Natur)这一术语(像通常那样)意味着出自自由的行动的根据的对立面,那么,它就与道德上的善或者恶这两个谓词是截然对立的。为了使人们不致马上对这一术语有反感,就必须说明,这里把人的本性仅仅理解为(遵从客观的道德法则)一般地运用人的自由的、先行于一切被察觉到的行为的主观根据,而不论这个主观的根据存在于什么地方。但是,这个主观的根据自身总又必须是一个自由行为(因为若不然,人的任性[Willkür]在道德法则方面的运用或者滥用,就不能归因于人,人心中的善或者恶也就不能叫做道德上的)。”⑧康德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如果我们要在道德上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则被我们所判断的人的本性就不应该是纯粹自然的东西,而应该是由人的自由行为所造就的东西,换言之,它应该是人为的而非自然的。只有人类自己的作为,才可以追究其道德责任,才可以对之作出道德上的善恶评价。这是康德讨论人的本性善恶问题的基本前提,他试图给出一个道德判断的条件:唯有人自己造就的本性才可以进行善恶评价。

  康德对人的具有善恶意义的本性所作出的新界定,并没有给谢教授提供直接的文本依据把康德着重考察的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概括为人的“本质”之恶。所以,要理解谢教授的“质恶”说,理解他对李秋零教授的译文的批评,我们从一开始就须要明白:谢教授对人的本性的理解,恰好就是康德所反对的那种通常的理解,即仅仅把非人为的自然的禀赋,或者人的自由意志完全不起作用的必然本性,当作人的本性,而康德所说的具有人为性的本性,在他看来只能作为“本质”出现,它是由人的“本性”所规定的、第二位的东西。

  谢文郁教授不是简单地依据《中庸》“天命之谓性”的说法来判定“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善之本性,�

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吗 ——对谢文郁教授《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的商榷
2019年10月10日 09:5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作者:舒远招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Is Kant’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The Human Being Is Good in Nature and Evil in Radical”? A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Xie Wenyu

  作者简介:舒远招,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哲学系教授。长沙 410082

  原发信息:《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京)2018年第20184期

  内容提要:谢文郁教授从奥古斯丁、路德的原罪—恩典思想传统出发,对康德的原罪思想展开分析。他依据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认为康德是性善论者,同时依据康德对人的本性的新界定,认为康德所说的“趋恶倾向”并非“本性之恶”,而是“本质之恶”(“质恶”),由此把康德宗教学著作中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善质恶”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具冲击性的新概括,但这一概括是建立在奥古斯丁、路德和康德之间的扭曲而错位的比较框架的基础上的,过于凸显了路德的“原罪”与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之间的对应关系,未能把康德的“趋恶倾向”说视为对路德原罪说的批判改造。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概括不是按照康德本人对入的本性的新界定而得出的,因而偏离了康德的基本思想。康德虽然肯定了人的原始向善禀赋是善的,但这种自然禀赋仅仅是人的善良本性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他所说的普遍趋恶倾向则是一种现实的、恶的本性,因此,就人的现实的、由人自己所造就的本性而言,康德恰好是一位性恶论者,尽管他也认为人的原始向善禀赋应该而且能够获得重建。谢文郁教授的解读固然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但也值得从方法论上加以反思。

  关键词:康德/人性善恶论/性善质恶

 

  人的本性究竟是善还是恶?这个人性善恶论的问题,一直是人性论研究的难题,存在诸多争议。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又与“人的本性是什么”这一前导问题紧密相关。对这两个问题,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βen Vernunft,1793)一书中,曾经从西方基督教神学的背景出发给出自己独具特色的回答。康德在这部著作中究竟是如何界定人的本性,并由此出发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的?这是康德研究者们一直关注的课题。

  在对康德人性善恶论的研究中,谢文郁教授在《哲学门》(总第16辑)上发表的《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提出了一种独创性的理解。该文提出:通过追踪奥古斯丁和路德的原罪概念,可以发现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第一篇中所提出的“向善的原始禀赋”概念,冲击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路德宗神学的原罪概念;康德放弃了基督教的恩典概念,因而有意回避了原罪概念,并通过对Natur(natura)的重新界定,用“性善质恶”说取代了基督教的原罪概念。换言之,该文反对把康德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恶论”,而是在指认它否定了原罪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它可以用“性善质恶”说来加以概括。在谢教授看来,康德宗教学一书有关人性善恶论的基本观点是:“人的禀赋是善的,但是人的本质则是恶的。”①这就是他的“性善质恶”说。

  谢文郁教授还从自己所理解的“性善质恶”说出发,支持《哲学门》同一册上所载邹晓东的文章对李秋零教授一些译文的批评。②他和邹晓东一样认为,康德对Natur(natura)作出了新的界定,该词在康德这里应该是“本质”而非“本性”,因此,李秋零教授将其翻译为“本性”是错误的。同样,Der Mensch ist von Natur böse这个句子,也应该翻译为“人本质上是恶的”,而不该译为“人天生是恶的”。对谢文郁教授而言,康德虽然肯定了人后天的本质是恶的,但没有把人的本性理解为恶的,恰恰相反,他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代表了人的本性之善。

  笔者看到,李秋零教授在回应邹晓东的文章的附言中,对谢教授所主张的Natur不具有遗传性和天生性的观点展开了有力反驳,认为康德所说的本性(普遍的趋恶倾向)虽然不具有遗传性,但依然具有天生性。他还明确表示,对于谢教授把Natur译为“本质”,以及谢教授“性善质恶”的概括,“依然无法接受”。笔者赞同李秋零教授的观点,但鉴于谢文郁教授的“性善质恶”说具有很大的冲击性,而且迄今他一直坚持这一看法,故特意撰写此文,向谢文郁教授请教。

  一、“性善质恶”说的主要立论依据

  谢文郁教授之所以得出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的结论,从表面上看,是有一些文本依据的。

  先看看“性善”的方面。正如谢教授所指出的,康德确实肯定了人的本性中具有“向善的原始禀赋”(die ursprüngliche Anlage zum Guten),③包括人作为一种有生命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动物性(die Tierheit)的禀赋、人作为一种既有生命又有理性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性(die personalität Menschheit)的禀赋和人作为一种既有理性又能够负责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格性(die )的禀赋。④如果说前两种禀赋之上还可以嫁接各种恶习(Laster),那么,为了人格性的禀赋是绝不可嫁接任何恶的东西的。⑤正如谢教授在文章中所引用的,康德还指出:“人身上所有这些禀赋都不仅仅(消极地)是善的(即它们与道德法则之间都没有冲突),而且都还是向善的禀赋(即它们都促使人们遵从道德法则)。”⑥这是明确指认人的原始(原初)禀赋具有善的性质。不仅如此,康德在第一篇总的附释“论重建向善的原初禀赋的力量”的第一段中,还明确指出:“如果这意味着,人被造就成为善的,那么,这意思无非是说,人被造就为向善的(zum Guten),人的原初禀赋是善的。”⑦

  显然,谢文郁教授正是依据康德的这些说法,而将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概括为“性善论”的。对谢教授来说,康德所说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本性,这个本性有别于他所理解的“本质”,是“纯善的”。

  那么,“质恶”说的文本依据又在哪里?康德在宗教学著作的第一篇中根本就没有谈到人的本质(das Wesen),而始终在谈人的本性(Natur),不论是向善的原始禀赋,还是普遍的趋恶倾向,他都是放在“人的本性”之中来理解和分析的。所以,当谢教授把康德有关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的论述视为“质恶”说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把这类的Natur当作“本质”而非“本性”来理解了。谢教授之所以坚持这样一种理解,主要依据的是康德在第一篇的引言中对人的本性所作的全新界定:“如果本性(Natur)这一术语(像通常那样)意味着出自自由的行动的根据的对立面,那么,它就与道德上的善或者恶这两个谓词是截然对立的。为了使人们不致马上对这一术语有反感,就必须说明,这里把人的本性仅仅理解为(遵从客观的道德法则)一般地运用人的自由的、先行于一切被察觉到的行为的主观根据,而不论这个主观的根据存在于什么地方。但是,这个主观的根据自身总又必须是一个自由行为(因为若不然,人的任性[Willkür]在道德法则方面的运用或者滥用,就不能归因于人,人心中的善或者恶也就不能叫做道德上的)。”⑧康德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如果我们要在道德上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则被我们所判断的人的本性就不应该是纯粹自然的东西,而应该是由人的自由行为所造就的东西,换言之,它应该是人为的而非自然的。只有人类自己的作为,才可以追究其道德责任,才可以对之作出道德上的善恶评价。这是康德讨论人的本性善恶问题的基本前提,他试图给出一个道德判断的条件:唯有人自己造就的本性才可以进行善恶评价。

  康德对人的具有善恶意义的本性所作出的新界定,并没有给谢教授提供直接的文本依据把康德着重考察的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概括为人的“本质”之恶。所以,要理解谢教授的“质恶”说,理解他对李秋零教授的译文的批评,我们从一开始就须要明白:谢教授对人的本性的理解,恰好就是康德所反对的那种通常的理解,即仅仅把非人为的自然的禀赋,或者人的自由意志完全不起作用的必然本性,当作人的本性,而康德所说的具有人为性的本性,在他看来只能作为“本质”出现,它是由人的“本性”所规定的、第二位的东西。

  谢文郁教授不是简单地依据《中庸》“天命之谓性”的说法来判定“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善之本性,�

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吗 ——对谢文郁教授《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的商榷
2019年10月10日 09:5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作者:舒远招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Is Kant’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The Human Being Is Good in Nature and Evil in Radical”? A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Xie Wenyu

  作者简介:舒远招,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哲学系教授。长沙 410082

  原发信息:《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京)2018年第20184期

  内容提要:谢文郁教授从奥古斯丁、路德的原罪—恩典思想传统出发,对康德的原罪思想展开分析。他依据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认为康德是性善论者,同时依据康德对人的本性的新界定,认为康德所说的“趋恶倾向”并非“本性之恶”,而是“本质之恶”(“质恶”),由此把康德宗教学著作中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善质恶”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具冲击性的新概括,但这一概括是建立在奥古斯丁、路德和康德之间的扭曲而错位的比较框架的基础上的,过于凸显了路德的“原罪”与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之间的对应关系,未能把康德的“趋恶倾向”说视为对路德原罪说的批判改造。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概括不是按照康德本人对入的本性的新界定而得出的,因而偏离了康德的基本思想。康德虽然肯定了人的原始向善禀赋是善的,但这种自然禀赋仅仅是人的善良本性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他所说的普遍趋恶倾向则是一种现实的、恶的本性,因此,就人的现实的、由人自己所造就的本性而言,康德恰好是一位性恶论者,尽管他也认为人的原始向善禀赋应该而且能够获得重建。谢文郁教授的解读固然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但也值得从方法论上加以反思。

  关键词:康德/人性善恶论/性善质恶

 

  人的本性究竟是善还是恶?这个人性善恶论的问题,一直是人性论研究的难题,存在诸多争议。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又与“人的本性是什么”这一前导问题紧密相关。对这两个问题,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βen Vernunft,1793)一书中,曾经从西方基督教神学的背景出发给出自己独具特色的回答。康德在这部著作中究竟是如何界定人的本性,并由此出发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的?这是康德研究者们一直关注的课题。

  在对康德人性善恶论的研究中,谢文郁教授在《哲学门》(总第16辑)上发表的《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提出了一种独创性的理解。该文提出:通过追踪奥古斯丁和路德的原罪概念,可以发现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第一篇中所提出的“向善的原始禀赋”概念,冲击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路德宗神学的原罪概念;康德放弃了基督教的恩典概念,因而有意回避了原罪概念,并通过对Natur(natura)的重新界定,用“性善质恶”说取代了基督教的原罪概念。换言之,该文反对把康德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恶论”,而是在指认它否定了原罪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它可以用“性善质恶”说来加以概括。在谢教授看来,康德宗教学一书有关人性善恶论的基本观点是:“人的禀赋是善的,但是人的本质则是恶的。”①这就是他的“性善质恶”说。

  谢文郁教授还从自己所理解的“性善质恶”说出发,支持《哲学门》同一册上所载邹晓东的文章对李秋零教授一些译文的批评。②他和邹晓东一样认为,康德对Natur(natura)作出了新的界定,该词在康德这里应该是“本质”而非“本性”,因此,李秋零教授将其翻译为“本性”是错误的。同样,Der Mensch ist von Natur böse这个句子,也应该翻译为“人本质上是恶的”,而不该译为“人天生是恶的”。对谢文郁教授而言,康德虽然肯定了人后天的本质是恶的,但没有把人的本性理解为恶的,恰恰相反,他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代表了人的本性之善。

  笔者看到,李秋零教授在回应邹晓东的文章的附言中,对谢教授所主张的Natur不具有遗传性和天生性的观点展开了有力反驳,认为康德所说的本性(普遍的趋恶倾向)虽然不具有遗传性,但依然具有天生性。他还明确表示,对于谢教授把Natur译为“本质”,以及谢教授“性善质恶”的概括,“依然无法接受”。笔者赞同李秋零教授的观点,但鉴于谢文郁教授的“性善质恶”说具有很大的冲击性,而且迄今他一直坚持这一看法,故特意撰写此文,向谢文郁教授请教。

  一、“性善质恶”说的主要立论依据

  谢文郁教授之所以得出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的结论,从表面上看,是有一些文本依据的。

  先看看“性善”的方面。正如谢教授所指出的,康德确实肯定了人的本性中具有“向善的原始禀赋”(die ursprüngliche Anlage zum Guten),③包括人作为一种有生命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动物性(die Tierheit)的禀赋、人作为一种既有生命又有理性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性(die personalität Menschheit)的禀赋和人作为一种既有理性又能够负责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格性(die )的禀赋。④如果说前两种禀赋之上还可以嫁接各种恶习(Laster),那么,为了人格性的禀赋是绝不可嫁接任何恶的东西的。⑤正如谢教授在文章中所引用的,康德还指出:“人身上所有这些禀赋都不仅仅(消极地)是善的(即它们与道德法则之间都没有冲突),而且都还是向善的禀赋(即它们都促使人们遵从道德法则)。”⑥这是明确指认人的原始(原初)禀赋具有善的性质。不仅如此,康德在第一篇总的附释“论重建向善的原初禀赋的力量”的第一段中,还明确指出:“如果这意味着,人被造就成为善的,那么,这意思无非是说,人被造就为向善的(zum Guten),人的原初禀赋是善的。”⑦

  显然,谢文郁教授正是依据康德的这些说法,而将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概括为“性善论”的。对谢教授来说,康德所说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本性,这个本性有别于他所理解的“本质”,是“纯善的”。

  那么,“质恶”说的文本依据又在哪里?康德在宗教学著作的第一篇中根本就没有谈到人的本质(das Wesen),而始终在谈人的本性(Natur),不论是向善的原始禀赋,还是普遍的趋恶倾向,他都是放在“人的本性”之中来理解和分析的。所以,当谢教授把康德有关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的论述视为“质恶”说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把这类的Natur当作“本质”而非“本性”来理解了。谢教授之所以坚持这样一种理解,主要依据的是康德在第一篇的引言中对人的本性所作的全新界定:“如果本性(Natur)这一术语(像通常那样)意味着出自自由的行动的根据的对立面,那么,它就与道德上的善或者恶这两个谓词是截然对立的。为了使人们不致马上对这一术语有反感,就必须说明,这里把人的本性仅仅理解为(遵从客观的道德法则)一般地运用人的自由的、先行于一切被察觉到的行为的主观根据,而不论这个主观的根据存在于什么地方。但是,这个主观的根据自身总又必须是一个自由行为(因为若不然,人的任性[Willkür]在道德法则方面的运用或者滥用,就不能归因于人,人心中的善或者恶也就不能叫做道德上的)。”⑧康德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如果我们要在道德上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则被我们所判断的人的本性就不应该是纯粹自然的东西,而应该是由人的自由行为所造就的东西,换言之,它应该是人为的而非自然的。只有人类自己的作为,才可以追究其道德责任,才可以对之作出道德上的善恶评价。这是康德讨论人的本性善恶问题的基本前提,他试图给出一个道德判断的条件:唯有人自己造就的本性才可以进行善恶评价。

  康德对人的具有善恶意义的本性所作出的新界定,并没有给谢教授提供直接的文本依据把康德着重考察的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概括为人的“本质”之恶。所以,要理解谢教授的“质恶”说,理解他对李秋零教授的译文的批评,我们从一开始就须要明白:谢教授对人的本性的理解,恰好就是康德所反对的那种通常的理解,即仅仅把非人为的自然的禀赋,或者人的自由意志完全不起作用的必然本性,当作人的本性,而康德所说的具有人为性的本性,在他看来只能作为“本质”出现,它是由人的“本性”所规定的、第二位的东西。

  谢文郁教授不是简单地依据《中庸》“天命之谓性”的说法来判定“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善之本性,�

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吗 ——对谢文郁教授《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的商榷
2019年10月10日 09:5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作者:舒远招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Is Kant’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The Human Being Is Good in Nature and Evil in Radical”? A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Xie Wenyu

  作者简介:舒远招,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哲学系教授。长沙 410082

  原发信息:《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京)2018年第20184期

  内容提要:谢文郁教授从奥古斯丁、路德的原罪—恩典思想传统出发,对康德的原罪思想展开分析。他依据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认为康德是性善论者,同时依据康德对人的本性的新界定,认为康德所说的“趋恶倾向”并非“本性之恶”,而是“本质之恶”(“质恶”),由此把康德宗教学著作中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善质恶”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具冲击性的新概括,但这一概括是建立在奥古斯丁、路德和康德之间的扭曲而错位的比较框架的基础上的,过于凸显了路德的“原罪”与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之间的对应关系,未能把康德的“趋恶倾向”说视为对路德原罪说的批判改造。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概括不是按照康德本人对入的本性的新界定而得出的,因而偏离了康德的基本思想。康德虽然肯定了人的原始向善禀赋是善的,但这种自然禀赋仅仅是人的善良本性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他所说的普遍趋恶倾向则是一种现实的、恶的本性,因此,就人的现实的、由人自己所造就的本性而言,康德恰好是一位性恶论者,尽管他也认为人的原始向善禀赋应该而且能够获得重建。谢文郁教授的解读固然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但也值得从方法论上加以反思。

  关键词:康德/人性善恶论/性善质恶

 

  人的本性究竟是善还是恶?这个人性善恶论的问题,一直是人性论研究的难题,存在诸多争议。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又与“人的本性是什么”这一前导问题紧密相关。对这两个问题,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βen Vernunft,1793)一书中,曾经从西方基督教神学的背景出发给出自己独具特色的回答。康德在这部著作中究竟是如何界定人的本性,并由此出发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的?这是康德研究者们一直关注的课题。

  在对康德人性善恶论的研究中,谢文郁教授在《哲学门》(总第16辑)上发表的《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提出了一种独创性的理解。该文提出:通过追踪奥古斯丁和路德的原罪概念,可以发现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第一篇中所提出的“向善的原始禀赋”概念,冲击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路德宗神学的原罪概念;康德放弃了基督教的恩典概念,因而有意回避了原罪概念,并通过对Natur(natura)的重新界定,用“性善质恶”说取代了基督教的原罪概念。换言之,该文反对把康德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恶论”,而是在指认它否定了原罪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它可以用“性善质恶”说来加以概括。在谢教授看来,康德宗教学一书有关人性善恶论的基本观点是:“人的禀赋是善的,但是人的本质则是恶的。”①这就是他的“性善质恶”说。

  谢文郁教授还从自己所理解的“性善质恶”说出发,支持《哲学门》同一册上所载邹晓东的文章对李秋零教授一些译文的批评。②他和邹晓东一样认为,康德对Natur(natura)作出了新的界定,该词在康德这里应该是“本质”而非“本性”,因此,李秋零教授将其翻译为“本性”是错误的。同样,Der Mensch ist von Natur böse这个句子,也应该翻译为“人本质上是恶的”,而不该译为“人天生是恶的”。对谢文郁教授而言,康德虽然肯定了人后天的本质是恶的,但没有把人的本性理解为恶的,恰恰相反,他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代表了人的本性之善。

  笔者看到,李秋零教授在回应邹晓东的文章的附言中,对谢教授所主张的Natur不具有遗传性和天生性的观点展开了有力反驳,认为康德所说的本性(普遍的趋恶倾向)虽然不具有遗传性,但依然具有天生性。他还明确表示,对于谢教授把Natur译为“本质”,以及谢教授“性善质恶”的概括,“依然无法接受”。笔者赞同李秋零教授的观点,但鉴于谢文郁教授的“性善质恶”说具有很大的冲击性,而且迄今他一直坚持这一看法,故特意撰写此文,向谢文郁教授请教。

  一、“性善质恶”说的主要立论依据

  谢文郁教授之所以得出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的结论,从表面上看,是有一些文本依据的。

  先看看“性善”的方面。正如谢教授所指出的,康德确实肯定了人的本性中具有“向善的原始禀赋”(die ursprüngliche Anlage zum Guten),③包括人作为一种有生命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动物性(die Tierheit)的禀赋、人作为一种既有生命又有理性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性(die personalität Menschheit)的禀赋和人作为一种既有理性又能够负责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格性(die )的禀赋。④如果说前两种禀赋之上还可以嫁接各种恶习(Laster),那么,为了人格性的禀赋是绝不可嫁接任何恶的东西的。⑤正如谢教授在文章中所引用的,康德还指出:“人身上所有这些禀赋都不仅仅(消极地)是善的(即它们与道德法则之间都没有冲突),而且都还是向善的禀赋(即它们都促使人们遵从道德法则)。”⑥这是明确指认人的原始(原初)禀赋具有善的性质。不仅如此,康德在第一篇总的附释“论重建向善的原初禀赋的力量”的第一段中,还明确指出:“如果这意味着,人被造就成为善的,那么,这意思无非是说,人被造就为向善的(zum Guten),人的原初禀赋是善的。”⑦

  显然,谢文郁教授正是依据康德的这些说法,而将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概括为“性善论”的。对谢教授来说,康德所说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本性,这个本性有别于他所理解的“本质”,是“纯善的”。

  那么,“质恶”说的文本依据又在哪里?康德在宗教学著作的第一篇中根本就没有谈到人的本质(das Wesen),而始终在谈人的本性(Natur),不论是向善的原始禀赋,还是普遍的趋恶倾向,他都是放在“人的本性”之中来理解和分析的。所以,当谢教授把康德有关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的论述视为“质恶”说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把这类的Natur当作“本质”而非“本性”来理解了。谢教授之所以坚持这样一种理解,主要依据的是康德在第一篇的引言中对人的本性所作的全新界定:“如果本性(Natur)这一术语(像通常那样)意味着出自自由的行动的根据的对立面,那么,它就与道德上的善或者恶这两个谓词是截然对立的。为了使人们不致马上对这一术语有反感,就必须说明,这里把人的本性仅仅理解为(遵从客观的道德法则)一般地运用人的自由的、先行于一切被察觉到的行为的主观根据,而不论这个主观的根据存在于什么地方。但是,这个主观的根据自身总又必须是一个自由行为(因为若不然,人的任性[Willkür]在道德法则方面的运用或者滥用,就不能归因于人,人心中的善或者恶也就不能叫做道德上的)。”⑧康德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如果我们要在道德上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则被我们所判断的人的本性就不应该是纯粹自然的东西,而应该是由人的自由行为所造就的东西,换言之,它应该是人为的而非自然的。只有人类自己的作为,才可以追究其道德责任,才可以对之作出道德上的善恶评价。这是康德讨论人的本性善恶问题的基本前提,他试图给出一个道德判断的条件:唯有人自己造就的本性才可以进行善恶评价。

  康德对人的具有善恶意义的本性所作出的新界定,并没有给谢教授提供直接的文本依据把康德着重考察的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概括为人的“本质”之恶。所以,要理解谢教授的“质恶”说,理解他对李秋零教授的译文的批评,我们从一开始就须要明白:谢教授对人的本性的理解,恰好就是康德所反对的那种通常的理解,即仅仅把非人为的自然的禀赋,或者人的自由意志完全不起作用的必然本性,当作人的本性,而康德所说的具有人为性的本性,在他看来只能作为“本质”出现,它是由人的“本性”所规定的、第二位的东西。

  谢文郁教授不是简单地依据《中庸》“天命之谓性”的说法来判定“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善之本性,�

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吗 ——对谢文郁教授《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的商榷
2019年10月10日 09:5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作者:舒远招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Is Kant’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The Human Being Is Good in Nature and Evil in Radical”? A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Xie Wenyu

  作者简介:舒远招,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哲学系教授。长沙 410082

  原发信息:《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京)2018年第20184期

  内容提要:谢文郁教授从奥古斯丁、路德的原罪—恩典思想传统出发,对康德的原罪思想展开分析。他依据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认为康德是性善论者,同时依据康德对人的本性的新界定,认为康德所说的“趋恶倾向”并非“本性之恶”,而是“本质之恶”(“质恶”),由此把康德宗教学著作中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善质恶”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具冲击性的新概括,但这一概括是建立在奥古斯丁、路德和康德之间的扭曲而错位的比较框架的基础上的,过于凸显了路德的“原罪”与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之间的对应关系,未能把康德的“趋恶倾向”说视为对路德原罪说的批判改造。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概括不是按照康德本人对入的本性的新界定而得出的,因而偏离了康德的基本思想。康德虽然肯定了人的原始向善禀赋是善的,但这种自然禀赋仅仅是人的善良本性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他所说的普遍趋恶倾向则是一种现实的、恶的本性,因此,就人的现实的、由人自己所造就的本性而言,康德恰好是一位性恶论者,尽管他也认为人的原始向善禀赋应该而且能够获得重建。谢文郁教授的解读固然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但也值得从方法论上加以反思。

  关键词:康德/人性善恶论/性善质恶

 

  人的本性究竟是善还是恶?这个人性善恶论的问题,一直是人性论研究的难题,存在诸多争议。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又与“人的本性是什么”这一前导问题紧密相关。对这两个问题,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βen Vernunft,1793)一书中,曾经从西方基督教神学的背景出发给出自己独具特色的回答。康德在这部著作中究竟是如何界定人的本性,并由此出发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的?这是康德研究者们一直关注的课题。

  在对康德人性善恶论的研究中,谢文郁教授在《哲学门》(总第16辑)上发表的《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提出了一种独创性的理解。该文提出:通过追踪奥古斯丁和路德的原罪概念,可以发现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第一篇中所提出的“向善的原始禀赋”概念,冲击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路德宗神学的原罪概念;康德放弃了基督教的恩典概念,因而有意回避了原罪概念,并通过对Natur(natura)的重新界定,用“性善质恶”说取代了基督教的原罪概念。换言之,该文反对把康德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恶论”,而是在指认它否定了原罪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它可以用“性善质恶”说来加以概括。在谢教授看来,康德宗教学一书有关人性善恶论的基本观点是:“人的禀赋是善的,但是人的本质则是恶的。”①这就是他的“性善质恶”说。

  谢文郁教授还从自己所理解的“性善质恶”说出发,支持《哲学门》同一册上所载邹晓东的文章对李秋零教授一些译文的批评。②他和邹晓东一样认为,康德对Natur(natura)作出了新的界定,该词在康德这里应该是“本质”而非“本性”,因此,李秋零教授将其翻译为“本性”是错误的。同样,Der Mensch ist von Natur böse这个句子,也应该翻译为“人本质上是恶的”,而不该译为“人天生是恶的”。对谢文郁教授而言,康德虽然肯定了人后天的本质是恶的,但没有把人的本性理解为恶的,恰恰相反,他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代表了人的本性之善。

  笔者看到,李秋零教授在回应邹晓东的文章的附言中,对谢教授所主张的Natur不具有遗传性和天生性的观点展开了有力反驳,认为康德所说的本性(普遍的趋恶倾向)虽然不具有遗传性,但依然具有天生性。他还明确表示,对于谢教授把Natur译为“本质”,以及谢教授“性善质恶”的概括,“依然无法接受”。笔者赞同李秋零教授的观点,但鉴于谢文郁教授的“性善质恶”说具有很大的冲击性,而且迄今他一直坚持这一看法,故特意撰写此文,向谢文郁教授请教。

  一、“性善质恶”说的主要立论依据

  谢文郁教授之所以得出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的结论,从表面上看,是有一些文本依据的。

  先看看“性善”的方面。正如谢教授所指出的,康德确实肯定了人的本性中具有“向善的原始禀赋”(die ursprüngliche Anlage zum Guten),③包括人作为一种有生命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动物性(die Tierheit)的禀赋、人作为一种既有生命又有理性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性(die personalität Menschheit)的禀赋和人作为一种既有理性又能够负责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格性(die )的禀赋。④如果说前两种禀赋之上还可以嫁接各种恶习(Laster),那么,为了人格性的禀赋是绝不可嫁接任何恶的东西的。⑤正如谢教授在文章中所引用的,康德还指出:“人身上所有这些禀赋都不仅仅(消极地)是善的(即它们与道德法则之间都没有冲突),而且都还是向善的禀赋(即它们都促使人们遵从道德法则)。”⑥这是明确指认人的原始(原初)禀赋具有善的性质。不仅如此,康德在第一篇总的附释“论重建向善的原初禀赋的力量”的第一段中,还明确指出:“如果这意味着,人被造就成为善的,那么,这意思无非是说,人被造就为向善的(zum Guten),人的原初禀赋是善的。”⑦

  显然,谢文郁教授正是依据康德的这些说法,而将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概括为“性善论”的。对谢教授来说,康德所说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本性,这个本性有别于他所理解的“本质”,是“纯善的”。

  那么,“质恶”说的文本依据又在哪里?康德在宗教学著作的第一篇中根本就没有谈到人的本质(das Wesen),而始终在谈人的本性(Natur),不论是向善的原始禀赋,还是普遍的趋恶倾向,他都是放在“人的本性”之中来理解和分析的。所以,当谢教授把康德有关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的论述视为“质恶”说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把这类的Natur当作“本质”而非“本性”来理解了。谢教授之所以坚持这样一种理解,主要依据的是康德在第一篇的引言中对人的本性所作的全新界定:“如果本性(Natur)这一术语(像通常那样)意味着出自自由的行动的根据的对立面,那么,它就与道德上的善或者恶这两个谓词是截然对立的。为了使人们不致马上对这一术语有反感,就必须说明,这里把人的本性仅仅理解为(遵从客观的道德法则)一般地运用人的自由的、先行于一切被察觉到的行为的主观根据,而不论这个主观的根据存在于什么地方。但是,这个主观的根据自身总又必须是一个自由行为(因为若不然,人的任性[Willkür]在道德法则方面的运用或者滥用,就不能归因于人,人心中的善或者恶也就不能叫做道德上的)。”⑧康德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如果我们要在道德上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则被我们所判断的人的本性就不应该是纯粹自然的东西,而应该是由人的自由行为所造就的东西,换言之,它应该是人为的而非自然的。只有人类自己的作为,才可以追究其道德责任,才可以对之作出道德上的善恶评价。这是康德讨论人的本性善恶问题的基本前提,他试图给出一个道德判断的条件:唯有人自己造就的本性才可以进行善恶评价。

  康德对人的具有善恶意义的本性所作出的新界定,并没有给谢教授提供直接的文本依据把康德着重考察的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概括为人的“本质”之恶。所以,要理解谢教授的“质恶”说,理解他对李秋零教授的译文的批评,我们从一开始就须要明白:谢教授对人的本性的理解,恰好就是康德所反对的那种通常的理解,即仅仅把非人为的自然的禀赋,或者人的自由意志完全不起作用的必然本性,当作人的本性,而康德所说的具有人为性的本性,在他看来只能作为“本质”出现,它是由人的“本性”所规定的、第二位的东西。

  谢文郁教授不是简单地依据《中庸》“天命之谓性”的说法来判定“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善之本性,�

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吗 ——对谢文郁教授《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的商榷
2019年10月10日 09:5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作者:舒远招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Is Kant’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The Human Being Is Good in Nature and Evil in Radical”? A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Xie Wenyu

  作者简介:舒远招,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哲学系教授。长沙 410082

  原发信息:《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京)2018年第20184期

  内容提要:谢文郁教授从奥古斯丁、路德的原罪—恩典思想传统出发,对康德的原罪思想展开分析。他依据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认为康德是性善论者,同时依据康德对人的本性的新界定,认为康德所说的“趋恶倾向”并非“本性之恶”,而是“本质之恶”(“质恶”),由此把康德宗教学著作中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善质恶”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具冲击性的新概括,但这一概括是建立在奥古斯丁、路德和康德之间的扭曲而错位的比较框架的基础上的,过于凸显了路德的“原罪”与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之间的对应关系,未能把康德的“趋恶倾向”说视为对路德原罪说的批判改造。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概括不是按照康德本人对入的本性的新界定而得出的,因而偏离了康德的基本思想。康德虽然肯定了人的原始向善禀赋是善的,但这种自然禀赋仅仅是人的善良本性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他所说的普遍趋恶倾向则是一种现实的、恶的本性,因此,就人的现实的、由人自己所造就的本性而言,康德恰好是一位性恶论者,尽管他也认为人的原始向善禀赋应该而且能够获得重建。谢文郁教授的解读固然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但也值得从方法论上加以反思。

  关键词:康德/人性善恶论/性善质恶

 

  人的本性究竟是善还是恶?这个人性善恶论的问题,一直是人性论研究的难题,存在诸多争议。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又与“人的本性是什么”这一前导问题紧密相关。对这两个问题,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βen Vernunft,1793)一书中,曾经从西方基督教神学的背景出发给出自己独具特色的回答。康德在这部著作中究竟是如何界定人的本性,并由此出发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的?这是康德研究者们一直关注的课题。

  在对康德人性善恶论的研究中,谢文郁教授在《哲学门》(总第16辑)上发表的《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提出了一种独创性的理解。该文提出:通过追踪奥古斯丁和路德的原罪概念,可以发现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第一篇中所提出的“向善的原始禀赋”概念,冲击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路德宗神学的原罪概念;康德放弃了基督教的恩典概念,因而有意回避了原罪概念,并通过对Natur(natura)的重新界定,用“性善质恶”说取代了基督教的原罪概念。换言之,该文反对把康德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恶论”,而是在指认它否定了原罪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它可以用“性善质恶”说来加以概括。在谢教授看来,康德宗教学一书有关人性善恶论的基本观点是:“人的禀赋是善的,但是人的本质则是恶的。”①这就是他的“性善质恶”说。

  谢文郁教授还从自己所理解的“性善质恶”说出发,支持《哲学门》同一册上所载邹晓东的文章对李秋零教授一些译文的批评。②他和邹晓东一样认为,康德对Natur(natura)作出了新的界定,该词在康德这里应该是“本质”而非“本性”,因此,李秋零教授将其翻译为“本性”是错误的。同样,Der Mensch ist von Natur böse这个句子,也应该翻译为“人本质上是恶的”,而不该译为“人天生是恶的”。对谢文郁教授而言,康德虽然肯定了人后天的本质是恶的,但没有把人的本性理解为恶的,恰恰相反,他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代表了人的本性之善。

  笔者看到,李秋零教授在回应邹晓东的文章的附言中,对谢教授所主张的Natur不具有遗传性和天生性的观点展开了有力反驳,认为康德所说的本性(普遍的趋恶倾向)虽然不具有遗传性,但依然具有天生性。他还明确表示,对于谢教授把Natur译为“本质”,以及谢教授“性善质恶”的概括,“依然无法接受”。笔者赞同李秋零教授的观点,但鉴于谢文郁教授的“性善质恶”说具有很大的冲击性,而且迄今他一直坚持这一看法,故特意撰写此文,向谢文郁教授请教。

  一、“性善质恶”说的主要立论依据

  谢文郁教授之所以得出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的结论,从表面上看,是有一些文本依据的。

  先看看“性善”的方面。正如谢教授所指出的,康德确实肯定了人的本性中具有“向善的原始禀赋”(die ursprüngliche Anlage zum Guten),③包括人作为一种有生命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动物性(die Tierheit)的禀赋、人作为一种既有生命又有理性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性(die personalität Menschheit)的禀赋和人作为一种既有理性又能够负责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格性(die )的禀赋。④如果说前两种禀赋之上还可以嫁接各种恶习(Laster),那么,为了人格性的禀赋是绝不可嫁接任何恶的东西的。⑤正如谢教授在文章中所引用的,康德还指出:“人身上所有这些禀赋都不仅仅(消极地)是善的(即它们与道德法则之间都没有冲突),而且都还是向善的禀赋(即它们都促使人们遵从道德法则)。”⑥这是明确指认人的原始(原初)禀赋具有善的性质。不仅如此,康德在第一篇总的附释“论重建向善的原初禀赋的力量”的第一段中,还明确指出:“如果这意味着,人被造就成为善的,那么,这意思无非是说,人被造就为向善的(zum Guten),人的原初禀赋是善的。”⑦

  显然,谢文郁教授正是依据康德的这些说法,而将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概括为“性善论”的。对谢教授来说,康德所说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本性,这个本性有别于他所理解的“本质”,是“纯善的”。

  那么,“质恶”说的文本依据又在哪里?康德在宗教学著作的第一篇中根本就没有谈到人的本质(das Wesen),而始终在谈人的本性(Natur),不论是向善的原始禀赋,还是普遍的趋恶倾向,他都是放在“人的本性”之中来理解和分析的。所以,当谢教授把康德有关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的论述视为“质恶”说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把这类的Natur当作“本质”而非“本性”来理解了。谢教授之所以坚持这样一种理解,主要依据的是康德在第一篇的引言中对人的本性所作的全新界定:“如果本性(Natur)这一术语(像通常那样)意味着出自自由的行动的根据的对立面,那么,它就与道德上的善或者恶这两个谓词是截然对立的。为了使人们不致马上对这一术语有反感,就必须说明,这里把人的本性仅仅理解为(遵从客观的道德法则)一般地运用人的自由的、先行于一切被察觉到的行为的主观根据,而不论这个主观的根据存在于什么地方。但是,这个主观的根据自身总又必须是一个自由行为(因为若不然,人的任性[Willkür]在道德法则方面的运用或者滥用,就不能归因于人,人心中的善或者恶也就不能叫做道德上的)。”⑧康德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如果我们要在道德上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则被我们所判断的人的本性就不应该是纯粹自然的东西,而应该是由人的自由行为所造就的东西,换言之,它应该是人为的而非自然的。只有人类自己的作为,才可以追究其道德责任,才可以对之作出道德上的善恶评价。这是康德讨论人的本性善恶问题的基本前提,他试图给出一个道德判断的条件:唯有人自己造就的本性才可以进行善恶评价。

  康德对人的具有善恶意义的本性所作出的新界定,并没有给谢教授提供直接的文本依据把康德着重考察的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概括为人的“本质”之恶。所以,要理解谢教授的“质恶”说,理解他对李秋零教授的译文的批评,我们从一开始就须要明白:谢教授对人的本性的理解,恰好就是康德所反对的那种通常的理解,即仅仅把非人为的自然的禀赋,或者人的自由意志完全不起作用的必然本性,当作人的本性,而康德所说的具有人为性的本性,在他看来只能作为“本质”出现,它是由人的“本性”所规定的、第二位的东西。

  谢文郁教授不是简单地依据《中庸》“天命之谓性”的说法来判定“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善之本性,�

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吗 ——对谢文郁教授《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的商榷
2019年10月10日 09:5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作者:舒远招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Is Kant’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The Human Being Is Good in Nature and Evil in Radical”? A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Xie Wenyu

  作者简介:舒远招,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哲学系教授。长沙 410082

  原发信息:《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京)2018年第20184期

  内容提要:谢文郁教授从奥古斯丁、路德的原罪—恩典思想传统出发,对康德的原罪思想展开分析。他依据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认为康德是性善论者,同时依据康德对人的本性的新界定,认为康德所说的“趋恶倾向”并非“本性之恶”,而是“本质之恶”(“质恶”),由此把康德宗教学著作中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善质恶”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具冲击性的新概括,但这一概括是建立在奥古斯丁、路德和康德之间的扭曲而错位的比较框架的基础上的,过于凸显了路德的“原罪”与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之间的对应关系,未能把康德的“趋恶倾向”说视为对路德原罪说的批判改造。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概括不是按照康德本人对入的本性的新界定而得出的,因而偏离了康德的基本思想。康德虽然肯定了人的原始向善禀赋是善的,但这种自然禀赋仅仅是人的善良本性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他所说的普遍趋恶倾向则是一种现实的、恶的本性,因此,就人的现实的、由人自己所造就的本性而言,康德恰好是一位性恶论者,尽管他也认为人的原始向善禀赋应该而且能够获得重建。谢文郁教授的解读固然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但也值得从方法论上加以反思。

  关键词:康德/人性善恶论/性善质恶

 

  人的本性究竟是善还是恶?这个人性善恶论的问题,一直是人性论研究的难题,存在诸多争议。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又与“人的本性是什么”这一前导问题紧密相关。对这两个问题,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βen Vernunft,1793)一书中,曾经从西方基督教神学的背景出发给出自己独具特色的回答。康德在这部著作中究竟是如何界定人的本性,并由此出发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的?这是康德研究者们一直关注的课题。

  在对康德人性善恶论的研究中,谢文郁教授在《哲学门》(总第16辑)上发表的《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提出了一种独创性的理解。该文提出:通过追踪奥古斯丁和路德的原罪概念,可以发现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第一篇中所提出的“向善的原始禀赋”概念,冲击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路德宗神学的原罪概念;康德放弃了基督教的恩典概念,因而有意回避了原罪概念,并通过对Natur(natura)的重新界定,用“性善质恶”说取代了基督教的原罪概念。换言之,该文反对把康德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恶论”,而是在指认它否定了原罪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它可以用“性善质恶”说来加以概括。在谢教授看来,康德宗教学一书有关人性善恶论的基本观点是:“人的禀赋是善的,但是人的本质则是恶的。”①这就是他的“性善质恶”说。

  谢文郁教授还从自己所理解的“性善质恶”说出发,支持《哲学门》同一册上所载邹晓东的文章对李秋零教授一些译文的批评。②他和邹晓东一样认为,康德对Natur(natura)作出了新的界定,该词在康德这里应该是“本质”而非“本性”,因此,李秋零教授将其翻译为“本性”是错误的。同样,Der Mensch ist von Natur böse这个句子,也应该翻译为“人本质上是恶的”,而不该译为“人天生是恶的”。对谢文郁教授而言,康德虽然肯定了人后天的本质是恶的,但没有把人的本性理解为恶的,恰恰相反,他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代表了人的本性之善。

  笔者看到,李秋零教授在回应邹晓东的文章的附言中,对谢教授所主张的Natur不具有遗传性和天生性的观点展开了有力反驳,认为康德所说的本性(普遍的趋恶倾向)虽然不具有遗传性,但依然具有天生性。他还明确表示,对于谢教授把Natur译为“本质”,以及谢教授“性善质恶”的概括,“依然无法接受”。笔者赞同李秋零教授的观点,但鉴于谢文郁教授的“性善质恶”说具有很大的冲击性,而且迄今他一直坚持这一看法,故特意撰写此文,向谢文郁教授请教。

  一、“性善质恶”说的主要立论依据

  谢文郁教授之所以得出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的结论,从表面上看,是有一些文本依据的。

  先看看“性善”的方面。正如谢教授所指出的,康德确实肯定了人的本性中具有“向善的原始禀赋”(die ursprüngliche Anlage zum Guten),③包括人作为一种有生命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动物性(die Tierheit)的禀赋、人作为一种既有生命又有理性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性(die personalität Menschheit)的禀赋和人作为一种既有理性又能够负责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格性(die )的禀赋。④如果说前两种禀赋之上还可以嫁接各种恶习(Laster),那么,为了人格性的禀赋是绝不可嫁接任何恶的东西的。⑤正如谢教授在文章中所引用的,康德还指出:“人身上所有这些禀赋都不仅仅(消极地)是善的(即它们与道德法则之间都没有冲突),而且都还是向善的禀赋(即它们都促使人们遵从道德法则)。”⑥这是明确指认人的原始(原初)禀赋具有善的性质。不仅如此,康德在第一篇总的附释“论重建向善的原初禀赋的力量”的第一段中,还明确指出:“如果这意味着,人被造就成为善的,那么,这意思无非是说,人被造就为向善的(zum Guten),人的原初禀赋是善的。”⑦

  显然,谢文郁教授正是依据康德的这些说法,而将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概括为“性善论”的。对谢教授来说,康德所说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本性,这个本性有别于他所理解的“本质”,是“纯善的”。

  那么,“质恶”说的文本依据又在哪里?康德在宗教学著作的第一篇中根本就没有谈到人的本质(das Wesen),而始终在谈人的本性(Natur),不论是向善的原始禀赋,还是普遍的趋恶倾向,他都是放在“人的本性”之中来理解和分析的。所以,当谢教授把康德有关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的论述视为“质恶”说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把这类的Natur当作“本质”而非“本性”来理解了。谢教授之所以坚持这样一种理解,主要依据的是康德在第一篇的引言中对人的本性所作的全新界定:“如果本性(Natur)这一术语(像通常那样)意味着出自自由的行动的根据的对立面,那么,它就与道德上的善或者恶这两个谓词是截然对立的。为了使人们不致马上对这一术语有反感,就必须说明,这里把人的本性仅仅理解为(遵从客观的道德法则)一般地运用人的自由的、先行于一切被察觉到的行为的主观根据,而不论这个主观的根据存在于什么地方。但是,这个主观的根据自身总又必须是一个自由行为(因为若不然,人的任性[Willkür]在道德法则方面的运用或者滥用,就不能归因于人,人心中的善或者恶也就不能叫做道德上的)。”⑧康德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如果我们要在道德上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则被我们所判断的人的本性就不应该是纯粹自然的东西,而应该是由人的自由行为所造就的东西,换言之,它应该是人为的而非自然的。只有人类自己的作为,才可以追究其道德责任,才可以对之作出道德上的善恶评价。这是康德讨论人的本性善恶问题的基本前提,他试图给出一个道德判断的条件:唯有人自己造就的本性才可以进行善恶评价。

  康德对人的具有善恶意义的本性所作出的新界定,并没有给谢教授提供直接的文本依据把康德着重考察的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概括为人的“本质”之恶。所以,要理解谢教授的“质恶”说,理解他对李秋零教授的译文的批评,我们从一开始就须要明白:谢教授对人的本性的理解,恰好就是康德所反对的那种通常的理解,即仅仅把非人为的自然的禀赋,或者人的自由意志完全不起作用的必然本性,当作人的本性,而康德所说的具有人为性的本性,在他看来只能作为“本质”出现,它是由人的“本性”所规定的、第二位的东西。

  谢文郁教授不是简单地依据《中庸》“天命之谓性”的说法来判定“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善之本性,�

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吗 ——对谢文郁教授《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的商榷
2019年10月10日 09:5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作者:舒远招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Is Kant’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The Human Being Is Good in Nature and Evil in Radical”? A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Xie Wenyu

  作者简介:舒远招,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哲学系教授。长沙 410082

  原发信息:《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京)2018年第20184期

  内容提要:谢文郁教授从奥古斯丁、路德的原罪—恩典思想传统出发,对康德的原罪思想展开分析。他依据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认为康德是性善论者,同时依据康德对人的本性的新界定,认为康德所说的“趋恶倾向”并非“本性之恶”,而是“本质之恶”(“质恶”),由此把康德宗教学著作中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善质恶”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具冲击性的新概括,但这一概括是建立在奥古斯丁、路德和康德之间的扭曲而错位的比较框架的基础上的,过于凸显了路德的“原罪”与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之间的对应关系,未能把康德的“趋恶倾向”说视为对路德原罪说的批判改造。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概括不是按照康德本人对入的本性的新界定而得出的,因而偏离了康德的基本思想。康德虽然肯定了人的原始向善禀赋是善的,但这种自然禀赋仅仅是人的善良本性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他所说的普遍趋恶倾向则是一种现实的、恶的本性,因此,就人的现实的、由人自己所造就的本性而言,康德恰好是一位性恶论者,尽管他也认为人的原始向善禀赋应该而且能够获得重建。谢文郁教授的解读固然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但也值得从方法论上加以反思。

  关键词:康德/人性善恶论/性善质恶

 

  人的本性究竟是善还是恶?这个人性善恶论的问题,一直是人性论研究的难题,存在诸多争议。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又与“人的本性是什么”这一前导问题紧密相关。对这两个问题,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βen Vernunft,1793)一书中,曾经从西方基督教神学的背景出发给出自己独具特色的回答。康德在这部著作中究竟是如何界定人的本性,并由此出发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的?这是康德研究者们一直关注的课题。

  在对康德人性善恶论的研究中,谢文郁教授在《哲学门》(总第16辑)上发表的《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提出了一种独创性的理解。该文提出:通过追踪奥古斯丁和路德的原罪概念,可以发现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第一篇中所提出的“向善的原始禀赋”概念,冲击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路德宗神学的原罪概念;康德放弃了基督教的恩典概念,因而有意回避了原罪概念,并通过对Natur(natura)的重新界定,用“性善质恶”说取代了基督教的原罪概念。换言之,该文反对把康德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恶论”,而是在指认它否定了原罪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它可以用“性善质恶”说来加以概括。在谢教授看来,康德宗教学一书有关人性善恶论的基本观点是:“人的禀赋是善的,但是人的本质则是恶的。”①这就是他的“性善质恶”说。

  谢文郁教授还从自己所理解的“性善质恶”说出发,支持《哲学门》同一册上所载邹晓东的文章对李秋零教授一些译文的批评。②他和邹晓东一样认为,康德对Natur(natura)作出了新的界定,该词在康德这里应该是“本质”而非“本性”,因此,李秋零教授将其翻译为“本性”是错误的。同样,Der Mensch ist von Natur böse这个句子,也应该翻译为“人本质上是恶的”,而不该译为“人天生是恶的”。对谢文郁教授而言,康德虽然肯定了人后天的本质是恶的,但没有把人的本性理解为恶的,恰恰相反,他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代表了人的本性之善。

  笔者看到,李秋零教授在回应邹晓东的文章的附言中,对谢教授所主张的Natur不具有遗传性和天生性的观点展开了有力反驳,认为康德所说的本性(普遍的趋恶倾向)虽然不具有遗传性,但依然具有天生性。他还明确表示,对于谢教授把Natur译为“本质”,以及谢教授“性善质恶”的概括,“依然无法接受”。笔者赞同李秋零教授的观点,但鉴于谢文郁教授的“性善质恶”说具有很大的冲击性,而且迄今他一直坚持这一看法,故特意撰写此文,向谢文郁教授请教。

  一、“性善质恶”说的主要立论依据

  谢文郁教授之所以得出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的结论,从表面上看,是有一些文本依据的。

  先看看“性善”的方面。正如谢教授所指出的,康德确实肯定了人的本性中具有“向善的原始禀赋”(die ursprüngliche Anlage zum Guten),③包括人作为一种有生命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动物性(die Tierheit)的禀赋、人作为一种既有生命又有理性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性(die personalität Menschheit)的禀赋和人作为一种既有理性又能够负责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格性(die )的禀赋。④如果说前两种禀赋之上还可以嫁接各种恶习(Laster),那么,为了人格性的禀赋是绝不可嫁接任何恶的东西的。⑤正如谢教授在文章中所引用的,康德还指出:“人身上所有这些禀赋都不仅仅(消极地)是善的(即它们与道德法则之间都没有冲突),而且都还是向善的禀赋(即它们都促使人们遵从道德法则)。”⑥这是明确指认人的原始(原初)禀赋具有善的性质。不仅如此,康德在第一篇总的附释“论重建向善的原初禀赋的力量”的第一段中,还明确指出:“如果这意味着,人被造就成为善的,那么,这意思无非是说,人被造就为向善的(zum Guten),人的原初禀赋是善的。”⑦

  显然,谢文郁教授正是依据康德的这些说法,而将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概括为“性善论”的。对谢教授来说,康德所说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本性,这个本性有别于他所理解的“本质”,是“纯善的”。

  那么,“质恶”说的文本依据又在哪里?康德在宗教学著作的第一篇中根本就没有谈到人的本质(das Wesen),而始终在谈人的本性(Natur),不论是向善的原始禀赋,还是普遍的趋恶倾向,他都是放在“人的本性”之中来理解和分析的。所以,当谢教授把康德有关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的论述视为“质恶”说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把这类的Natur当作“本质”而非“本性”来理解了。谢教授之所以坚持这样一种理解,主要依据的是康德在第一篇的引言中对人的本性所作的全新界定:“如果本性(Natur)这一术语(像通常那样)意味着出自自由的行动的根据的对立面,那么,它就与道德上的善或者恶这两个谓词是截然对立的。为了使人们不致马上对这一术语有反感,就必须说明,这里把人的本性仅仅理解为(遵从客观的道德法则)一般地运用人的自由的、先行于一切被察觉到的行为的主观根据,而不论这个主观的根据存在于什么地方。但是,这个主观的根据自身总又必须是一个自由行为(因为若不然,人的任性[Willkür]在道德法则方面的运用或者滥用,就不能归因于人,人心中的善或者恶也就不能叫做道德上的)。”⑧康德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如果我们要在道德上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则被我们所判断的人的本性就不应该是纯粹自然的东西,而应该是由人的自由行为所造就的东西,换言之,它应该是人为的而非自然的。只有人类自己的作为,才可以追究其道德责任,才可以对之作出道德上的善恶评价。这是康德讨论人的本性善恶问题的基本前提,他试图给出一个道德判断的条件:唯有人自己造就的本性才可以进行善恶评价。

  康德对人的具有善恶意义的本性所作出的新界定,并没有给谢教授提供直接的文本依据把康德着重考察的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概括为人的“本质”之恶。所以,要理解谢教授的“质恶”说,理解他对李秋零教授的译文的批评,我们从一开始就须要明白:谢教授对人的本性的理解,恰好就是康德所反对的那种通常的理解,即仅仅把非人为的自然的禀赋,或者人的自由意志完全不起作用的必然本性,当作人的本性,而康德所说的具有人为性的本性,在他看来只能作为“本质”出现,它是由人的“本性”所规定的、第二位的东西。

  谢文郁教授不是简单地依据《中庸》“天命之谓性”的说法来判定“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善之本性,�

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吗 ——对谢文郁教授《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的商榷
2019年10月10日 09:5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作者:舒远招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Is Kant’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The Human Being Is Good in Nature and Evil in Radical”? A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Xie Wenyu

  作者简介:舒远招,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哲学系教授。长沙 410082

  原发信息:《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京)2018年第20184期

  内容提要:谢文郁教授从奥古斯丁、路德的原罪—恩典思想传统出发,对康德的原罪思想展开分析。他依据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认为康德是性善论者,同时依据康德对人的本性的新界定,认为康德所说的“趋恶倾向”并非“本性之恶”,而是“本质之恶”(“质恶”),由此把康德宗教学著作中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善质恶”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具冲击性的新概括,但这一概括是建立在奥古斯丁、路德和康德之间的扭曲而错位的比较框架的基础上的,过于凸显了路德的“原罪”与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之间的对应关系,未能把康德的“趋恶倾向”说视为对路德原罪说的批判改造。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概括不是按照康德本人对入的本性的新界定而得出的,因而偏离了康德的基本思想。康德虽然肯定了人的原始向善禀赋是善的,但这种自然禀赋仅仅是人的善良本性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他所说的普遍趋恶倾向则是一种现实的、恶的本性,因此,就人的现实的、由人自己所造就的本性而言,康德恰好是一位性恶论者,尽管他也认为人的原始向善禀赋应该而且能够获得重建。谢文郁教授的解读固然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但也值得从方法论上加以反思。

  关键词:康德/人性善恶论/性善质恶

 

  人的本性究竟是善还是恶?这个人性善恶论的问题,一直是人性论研究的难题,存在诸多争议。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又与“人的本性是什么”这一前导问题紧密相关。对这两个问题,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βen Vernunft,1793)一书中,曾经从西方基督教神学的背景出发给出自己独具特色的回答。康德在这部著作中究竟是如何界定人的本性,并由此出发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的?这是康德研究者们一直关注的课题。

  在对康德人性善恶论的研究中,谢文郁教授在《哲学门》(总第16辑)上发表的《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提出了一种独创性的理解。该文提出:通过追踪奥古斯丁和路德的原罪概念,可以发现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第一篇中所提出的“向善的原始禀赋”概念,冲击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路德宗神学的原罪概念;康德放弃了基督教的恩典概念,因而有意回避了原罪概念,并通过对Natur(natura)的重新界定,用“性善质恶”说取代了基督教的原罪概念。换言之,该文反对把康德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恶论”,而是在指认它否定了原罪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它可以用“性善质恶”说来加以概括。在谢教授看来,康德宗教学一书有关人性善恶论的基本观点是:“人的禀赋是善的,但是人的本质则是恶的。”①这就是他的“性善质恶”说。

  谢文郁教授还从自己所理解的“性善质恶”说出发,支持《哲学门》同一册上所载邹晓东的文章对李秋零教授一些译文的批评。②他和邹晓东一样认为,康德对Natur(natura)作出了新的界定,该词在康德这里应该是“本质”而非“本性”,因此,李秋零教授将其翻译为“本性”是错误的。同样,Der Mensch ist von Natur böse这个句子,也应该翻译为“人本质上是恶的”,而不该译为“人天生是恶的”。对谢文郁教授而言,康德虽然肯定了人后天的本质是恶的,但没有把人的本性理解为恶的,恰恰相反,他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代表了人的本性之善。

  笔者看到,李秋零教授在回应邹晓东的文章的附言中,对谢教授所主张的Natur不具有遗传性和天生性的观点展开了有力反驳,认为康德所说的本性(普遍的趋恶倾向)虽然不具有遗传性,但依然具有天生性。他还明确表示,对于谢教授把Natur译为“本质”,以及谢教授“性善质恶”的概括,“依然无法接受”。笔者赞同李秋零教授的观点,但鉴于谢文郁教授的“性善质恶”说具有很大的冲击性,而且迄今他一直坚持这一看法,故特意撰写此文,向谢文郁教授请教。

  一、“性善质恶”说的主要立论依据

  谢文郁教授之所以得出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的结论,从表面上看,是有一些文本依据的。

  先看看“性善”的方面。正如谢教授所指出的,康德确实肯定了人的本性中具有“向善的原始禀赋”(die ursprüngliche Anlage zum Guten),③包括人作为一种有生命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动物性(die Tierheit)的禀赋、人作为一种既有生命又有理性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性(die personalität Menschheit)的禀赋和人作为一种既有理性又能够负责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格性(die )的禀赋。④如果说前两种禀赋之上还可以嫁接各种恶习(Laster),那么,为了人格性的禀赋是绝不可嫁接任何恶的东西的。⑤正如谢教授在文章中所引用的,康德还指出:“人身上所有这些禀赋都不仅仅(消极地)是善的(即它们与道德法则之间都没有冲突),而且都还是向善的禀赋(即它们都促使人们遵从道德法则)。”⑥这是明确指认人的原始(原初)禀赋具有善的性质。不仅如此,康德在第一篇总的附释“论重建向善的原初禀赋的力量”的第一段中,还明确指出:“如果这意味着,人被造就成为善的,那么,这意思无非是说,人被造就为向善的(zum Guten),人的原初禀赋是善的。”⑦

  显然,谢文郁教授正是依据康德的这些说法,而将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概括为“性善论”的。对谢教授来说,康德所说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本性,这个本性有别于他所理解的“本质”,是“纯善的”。

  那么,“质恶”说的文本依据又在哪里?康德在宗教学著作的第一篇中根本就没有谈到人的本质(das Wesen),而始终在谈人的本性(Natur),不论是向善的原始禀赋,还是普遍的趋恶倾向,他都是放在“人的本性”之中来理解和分析的。所以,当谢教授把康德有关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的论述视为“质恶”说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把这类的Natur当作“本质”而非“本性”来理解了。谢教授之所以坚持这样一种理解,主要依据的是康德在第一篇的引言中对人的本性所作的全新界定:“如果本性(Natur)这一术语(像通常那样)意味着出自自由的行动的根据的对立面,那么,它就与道德上的善或者恶这两个谓词是截然对立的。为了使人们不致马上对这一术语有反感,就必须说明,这里把人的本性仅仅理解为(遵从客观的道德法则)一般地运用人的自由的、先行于一切被察觉到的行为的主观根据,而不论这个主观的根据存在于什么地方。但是,这个主观的根据自身总又必须是一个自由行为(因为若不然,人的任性[Willkür]在道德法则方面的运用或者滥用,就不能归因于人,人心中的善或者恶也就不能叫做道德上的)。”⑧康德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如果我们要在道德上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则被我们所判断的人的本性就不应该是纯粹自然的东西,而应该是由人的自由行为所造就的东西,换言之,它应该是人为的而非自然的。只有人类自己的作为,才可以追究其道德责任,才可以对之作出道德上的善恶评价。这是康德讨论人的本性善恶问题的基本前提,他试图给出一个道德判断的条件:唯有人自己造就的本性才可以进行善恶评价。

  康德对人的具有善恶意义的本性所作出的新界定,并没有给谢教授提供直接的文本依据把康德着重考察的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概括为人的“本质”之恶。所以,要理解谢教授的“质恶”说,理解他对李秋零教授的译文的批评,我们从一开始就须要明白:谢教授对人的本性的理解,恰好就是康德所反对的那种通常的理解,即仅仅把非人为的自然的禀赋,或者人的自由意志完全不起作用的必然本性,当作人的本性,而康德所说的具有人为性的本性,在他看来只能作为“本质”出现,它是由人的“本性”所规定的、第二位的东西。

  谢文郁教授不是简单地依据《中庸》“天命之谓性”的说法来判定“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善之本性,�

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吗 ——对谢文郁教授《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的商榷
2019年10月10日 09:5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作者:舒远招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Is Kant’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The Human Being Is Good in Nature and Evil in Radical”? A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Xie Wenyu

  作者简介:舒远招,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哲学系教授。长沙 410082

  原发信息:《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京)2018年第20184期

  内容提要:谢文郁教授从奥古斯丁、路德的原罪—恩典思想传统出发,对康德的原罪思想展开分析。他依据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认为康德是性善论者,同时依据康德对人的本性的新界定,认为康德所说的“趋恶倾向”并非“本性之恶”,而是“本质之恶”(“质恶”),由此把康德宗教学著作中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善质恶”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具冲击性的新概括,但这一概括是建立在奥古斯丁、路德和康德之间的扭曲而错位的比较框架的基础上的,过于凸显了路德的“原罪”与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之间的对应关系,未能把康德的“趋恶倾向”说视为对路德原罪说的批判改造。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概括不是按照康德本人对入的本性的新界定而得出的,因而偏离了康德的基本思想。康德虽然肯定了人的原始向善禀赋是善的,但这种自然禀赋仅仅是人的善良本性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他所说的普遍趋恶倾向则是一种现实的、恶的本性,因此,就人的现实的、由人自己所造就的本性而言,康德恰好是一位性恶论者,尽管他也认为人的原始向善禀赋应该而且能够获得重建。谢文郁教授的解读固然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但也值得从方法论上加以反思。

  关键词:康德/人性善恶论/性善质恶

 

  人的本性究竟是善还是恶?这个人性善恶论的问题,一直是人性论研究的难题,存在诸多争议。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又与“人的本性是什么”这一前导问题紧密相关。对这两个问题,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βen Vernunft,1793)一书中,曾经从西方基督教神学的背景出发给出自己独具特色的回答。康德在这部著作中究竟是如何界定人的本性,并由此出发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的?这是康德研究者们一直关注的课题。

  在对康德人性善恶论的研究中,谢文郁教授在《哲学门》(总第16辑)上发表的《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提出了一种独创性的理解。该文提出:通过追踪奥古斯丁和路德的原罪概念,可以发现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第一篇中所提出的“向善的原始禀赋”概念,冲击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路德宗神学的原罪概念;康德放弃了基督教的恩典概念,因而有意回避了原罪概念,并通过对Natur(natura)的重新界定,用“性善质恶”说取代了基督教的原罪概念。换言之,该文反对把康德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恶论”,而是在指认它否定了原罪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它可以用“性善质恶”说来加以概括。在谢教授看来,康德宗教学一书有关人性善恶论的基本观点是:“人的禀赋是善的,但是人的本质则是恶的。”①这就是他的“性善质恶”说。

  谢文郁教授还从自己所理解的“性善质恶”说出发,支持《哲学门》同一册上所载邹晓东的文章对李秋零教授一些译文的批评。②他和邹晓东一样认为,康德对Natur(natura)作出了新的界定,该词在康德这里应该是“本质”而非“本性”,因此,李秋零教授将其翻译为“本性”是错误的。同样,Der Mensch ist von Natur böse这个句子,也应该翻译为“人本质上是恶的”,而不该译为“人天生是恶的”。对谢文郁教授而言,康德虽然肯定了人后天的本质是恶的,但没有把人的本性理解为恶的,恰恰相反,他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代表了人的本性之善。

  笔者看到,李秋零教授在回应邹晓东的文章的附言中,对谢教授所主张的Natur不具有遗传性和天生性的观点展开了有力反驳,认为康德所说的本性(普遍的趋恶倾向)虽然不具有遗传性,但依然具有天生性。他还明确表示,对于谢教授把Natur译为“本质”,以及谢教授“性善质恶”的概括,“依然无法接受”。笔者赞同李秋零教授的观点,但鉴于谢文郁教授的“性善质恶”说具有很大的冲击性,而且迄今他一直坚持这一看法,故特意撰写此文,向谢文郁教授请教。

  一、“性善质恶”说的主要立论依据

  谢文郁教授之所以得出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的结论,从表面上看,是有一些文本依据的。

  先看看“性善”的方面。正如谢教授所指出的,康德确实肯定了人的本性中具有“向善的原始禀赋”(die ursprüngliche Anlage zum Guten),③包括人作为一种有生命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动物性(die Tierheit)的禀赋、人作为一种既有生命又有理性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性(die personalität Menschheit)的禀赋和人作为一种既有理性又能够负责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格性(die )的禀赋。④如果说前两种禀赋之上还可以嫁接各种恶习(Laster),那么,为了人格性的禀赋是绝不可嫁接任何恶的东西的。⑤正如谢教授在文章中所引用的,康德还指出:“人身上所有这些禀赋都不仅仅(消极地)是善的(即它们与道德法则之间都没有冲突),而且都还是向善的禀赋(即它们都促使人们遵从道德法则)。”⑥这是明确指认人的原始(原初)禀赋具有善的性质。不仅如此,康德在第一篇总的附释“论重建向善的原初禀赋的力量”的第一段中,还明确指出:“如果这意味着,人被造就成为善的,那么,这意思无非是说,人被造就为向善的(zum Guten),人的原初禀赋是善的。”⑦

  显然,谢文郁教授正是依据康德的这些说法,而将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概括为“性善论”的。对谢教授来说,康德所说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本性,这个本性有别于他所理解的“本质”,是“纯善的”。

  那么,“质恶”说的文本依据又在哪里?康德在宗教学著作的第一篇中根本就没有谈到人的本质(das Wesen),而始终在谈人的本性(Natur),不论是向善的原始禀赋,还是普遍的趋恶倾向,他都是放在“人的本性”之中来理解和分析的。所以,当谢教授把康德有关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的论述视为“质恶”说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把这类的Natur当作“本质”而非“本性”来理解了。谢教授之所以坚持这样一种理解,主要依据的是康德在第一篇的引言中对人的本性所作的全新界定:“如果本性(Natur)这一术语(像通常那样)意味着出自自由的行动的根据的对立面,那么,它就与道德上的善或者恶这两个谓词是截然对立的。为了使人们不致马上对这一术语有反感,就必须说明,这里把人的本性仅仅理解为(遵从客观的道德法则)一般地运用人的自由的、先行于一切被察觉到的行为的主观根据,而不论这个主观的根据存在于什么地方。但是,这个主观的根据自身总又必须是一个自由行为(因为若不然,人的任性[Willkür]在道德法则方面的运用或者滥用,就不能归因于人,人心中的善或者恶也就不能叫做道德上的)。”⑧康德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如果我们要在道德上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则被我们所判断的人的本性就不应该是纯粹自然的东西,而应该是由人的自由行为所造就的东西,换言之,它应该是人为的而非自然的。只有人类自己的作为,才可以追究其道德责任,才可以对之作出道德上的善恶评价。这是康德讨论人的本性善恶问题的基本前提,他试图给出一个道德判断的条件:唯有人自己造就的本性才可以进行善恶评价。

  康德对人的具有善恶意义的本性所作出的新界定,并没有给谢教授提供直接的文本依据把康德着重考察的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概括为人的“本质”之恶。所以,要理解谢教授的“质恶”说,理解他对李秋零教授的译文的批评,我们从一开始就须要明白:谢教授对人的本性的理解,恰好就是康德所反对的那种通常的理解,即仅仅把非人为的自然的禀赋,或者人的自由意志完全不起作用的必然本性,当作人的本性,而康德所说的具有人为性的本性,在他看来只能作为“本质”出现,它是由人的“本性”所规定的、第二位的东西。

  谢文郁教授不是简单地依据《中庸》“天命之谓性”的说法来判定“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善之本性,�

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吗 ——对谢文郁教授《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的商榷
2019年10月10日 09:5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作者:舒远招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Is Kant’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The Human Being Is Good in Nature and Evil in Radical”? A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Xie Wenyu

  作者简介:舒远招,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哲学系教授。长沙 410082

  原发信息:《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京)2018年第20184期

  内容提要:谢文郁教授从奥古斯丁、路德的原罪—恩典思想传统出发,对康德的原罪思想展开分析。他依据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认为康德是性善论者,同时依据康德对人的本性的新界定,认为康德所说的“趋恶倾向”并非“本性之恶”,而是“本质之恶”(“质恶”),由此把康德宗教学著作中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善质恶”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具冲击性的新概括,但这一概括是建立在奥古斯丁、路德和康德之间的扭曲而错位的比较框架的基础上的,过于凸显了路德的“原罪”与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之间的对应关系,未能把康德的“趋恶倾向”说视为对路德原罪说的批判改造。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概括不是按照康德本人对入的本性的新界定而得出的,因而偏离了康德的基本思想。康德虽然肯定了人的原始向善禀赋是善的,但这种自然禀赋仅仅是人的善良本性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他所说的普遍趋恶倾向则是一种现实的、恶的本性,因此,就人的现实的、由人自己所造就的本性而言,康德恰好是一位性恶论者,尽管他也认为人的原始向善禀赋应该而且能够获得重建。谢文郁教授的解读固然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但也值得从方法论上加以反思。

  关键词:康德/人性善恶论/性善质恶

 

  人的本性究竟是善还是恶?这个人性善恶论的问题,一直是人性论研究的难题,存在诸多争议。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又与“人的本性是什么”这一前导问题紧密相关。对这两个问题,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βen Vernunft,1793)一书中,曾经从西方基督教神学的背景出发给出自己独具特色的回答。康德在这部著作中究竟是如何界定人的本性,并由此出发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的?这是康德研究者们一直关注的课题。

  在对康德人性善恶论的研究中,谢文郁教授在《哲学门》(总第16辑)上发表的《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提出了一种独创性的理解。该文提出:通过追踪奥古斯丁和路德的原罪概念,可以发现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第一篇中所提出的“向善的原始禀赋”概念,冲击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路德宗神学的原罪概念;康德放弃了基督教的恩典概念,因而有意回避了原罪概念,并通过对Natur(natura)的重新界定,用“性善质恶”说取代了基督教的原罪概念。换言之,该文反对把康德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恶论”,而是在指认它否定了原罪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它可以用“性善质恶”说来加以概括。在谢教授看来,康德宗教学一书有关人性善恶论的基本观点是:“人的禀赋是善的,但是人的本质则是恶的。”①这就是他的“性善质恶”说。

  谢文郁教授还从自己所理解的“性善质恶”说出发,支持《哲学门》同一册上所载邹晓东的文章对李秋零教授一些译文的批评。②他和邹晓东一样认为,康德对Natur(natura)作出了新的界定,该词在康德这里应该是“本质”而非“本性”,因此,李秋零教授将其翻译为“本性”是错误的。同样,Der Mensch ist von Natur böse这个句子,也应该翻译为“人本质上是恶的”,而不该译为“人天生是恶的”。对谢文郁教授而言,康德虽然肯定了人后天的本质是恶的,但没有把人的本性理解为恶的,恰恰相反,他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代表了人的本性之善。

  笔者看到,李秋零教授在回应邹晓东的文章的附言中,对谢教授所主张的Natur不具有遗传性和天生性的观点展开了有力反驳,认为康德所说的本性(普遍的趋恶倾向)虽然不具有遗传性,但依然具有天生性。他还明确表示,对于谢教授把Natur译为“本质”,以及谢教授“性善质恶”的概括,“依然无法接受”。笔者赞同李秋零教授的观点,但鉴于谢文郁教授的“性善质恶”说具有很大的冲击性,而且迄今他一直坚持这一看法,故特意撰写此文,向谢文郁教授请教。

  一、“性善质恶”说的主要立论依据

  谢文郁教授之所以得出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的结论,从表面上看,是有一些文本依据的。

  先看看“性善”的方面。正如谢教授所指出的,康德确实肯定了人的本性中具有“向善的原始禀赋”(die ursprüngliche Anlage zum Guten),③包括人作为一种有生命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动物性(die Tierheit)的禀赋、人作为一种既有生命又有理性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性(die personalität Menschheit)的禀赋和人作为一种既有理性又能够负责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格性(die )的禀赋。④如果说前两种禀赋之上还可以嫁接各种恶习(Laster),那么,为了人格性的禀赋是绝不可嫁接任何恶的东西的。⑤正如谢教授在文章中所引用的,康德还指出:“人身上所有这些禀赋都不仅仅(消极地)是善的(即它们与道德法则之间都没有冲突),而且都还是向善的禀赋(即它们都促使人们遵从道德法则)。”⑥这是明确指认人的原始(原初)禀赋具有善的性质。不仅如此,康德在第一篇总的附释“论重建向善的原初禀赋的力量”的第一段中,还明确指出:“如果这意味着,人被造就成为善的,那么,这意思无非是说,人被造就为向善的(zum Guten),人的原初禀赋是善的。”⑦

  显然,谢文郁教授正是依据康德的这些说法,而将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概括为“性善论”的。对谢教授来说,康德所说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本性,这个本性有别于他所理解的“本质”,是“纯善的”。

  那么,“质恶”说的文本依据又在哪里?康德在宗教学著作的第一篇中根本就没有谈到人的本质(das Wesen),而始终在谈人的本性(Natur),不论是向善的原始禀赋,还是普遍的趋恶倾向,他都是放在“人的本性”之中来理解和分析的。所以,当谢教授把康德有关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的论述视为“质恶”说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把这类的Natur当作“本质”而非“本性”来理解了。谢教授之所以坚持这样一种理解,主要依据的是康德在第一篇的引言中对人的本性所作的全新界定:“如果本性(Natur)这一术语(像通常那样)意味着出自自由的行动的根据的对立面,那么,它就与道德上的善或者恶这两个谓词是截然对立的。为了使人们不致马上对这一术语有反感,就必须说明,这里把人的本性仅仅理解为(遵从客观的道德法则)一般地运用人的自由的、先行于一切被察觉到的行为的主观根据,而不论这个主观的根据存在于什么地方。但是,这个主观的根据自身总又必须是一个自由行为(因为若不然,人的任性[Willkür]在道德法则方面的运用或者滥用,就不能归因于人,人心中的善或者恶也就不能叫做道德上的)。”⑧康德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如果我们要在道德上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则被我们所判断的人的本性就不应该是纯粹自然的东西,而应该是由人的自由行为所造就的东西,换言之,它应该是人为的而非自然的。只有人类自己的作为,才可以追究其道德责任,才可以对之作出道德上的善恶评价。这是康德讨论人的本性善恶问题的基本前提,他试图给出一个道德判断的条件:唯有人自己造就的本性才可以进行善恶评价。

  康德对人的具有善恶意义的本性所作出的新界定,并没有给谢教授提供直接的文本依据把康德着重考察的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概括为人的“本质”之恶。所以,要理解谢教授的“质恶”说,理解他对李秋零教授的译文的批评,我们从一开始就须要明白:谢教授对人的本性的理解,恰好就是康德所反对的那种通常的理解,即仅仅把非人为的自然的禀赋,或者人的自由意志完全不起作用的必然本性,当作人的本性,而康德所说的具有人为性的本性,在他看来只能作为“本质”出现,它是由人的“本性”所规定的、第二位的东西。

  谢文郁教授不是简单地依据《中庸》“天命之谓性”的说法来判定“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善之本性,�

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吗 ——对谢文郁教授《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的商榷
2019年10月10日 09:5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作者:舒远招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Is Kant’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The Human Being Is Good in Nature and Evil in Radical”? A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Xie Wenyu

  作者简介:舒远招,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哲学系教授。长沙 410082

  原发信息:《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京)2018年第20184期

  内容提要:谢文郁教授从奥古斯丁、路德的原罪—恩典思想传统出发,对康德的原罪思想展开分析。他依据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认为康德是性善论者,同时依据康德对人的本性的新界定,认为康德所说的“趋恶倾向”并非“本性之恶”,而是“本质之恶”(“质恶”),由此把康德宗教学著作中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善质恶”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具冲击性的新概括,但这一概括是建立在奥古斯丁、路德和康德之间的扭曲而错位的比较框架的基础上的,过于凸显了路德的“原罪”与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之间的对应关系,未能把康德的“趋恶倾向”说视为对路德原罪说的批判改造。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概括不是按照康德本人对入的本性的新界定而得出的,因而偏离了康德的基本思想。康德虽然肯定了人的原始向善禀赋是善的,但这种自然禀赋仅仅是人的善良本性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他所说的普遍趋恶倾向则是一种现实的、恶的本性,因此,就人的现实的、由人自己所造就的本性而言,康德恰好是一位性恶论者,尽管他也认为人的原始向善禀赋应该而且能够获得重建。谢文郁教授的解读固然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但也值得从方法论上加以反思。

  关键词:康德/人性善恶论/性善质恶

 

  人的本性究竟是善还是恶?这个人性善恶论的问题,一直是人性论研究的难题,存在诸多争议。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又与“人的本性是什么”这一前导问题紧密相关。对这两个问题,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βen Vernunft,1793)一书中,曾经从西方基督教神学的背景出发给出自己独具特色的回答。康德在这部著作中究竟是如何界定人的本性,并由此出发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的?这是康德研究者们一直关注的课题。

  在对康德人性善恶论的研究中,谢文郁教授在《哲学门》(总第16辑)上发表的《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提出了一种独创性的理解。该文提出:通过追踪奥古斯丁和路德的原罪概念,可以发现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第一篇中所提出的“向善的原始禀赋”概念,冲击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路德宗神学的原罪概念;康德放弃了基督教的恩典概念,因而有意回避了原罪概念,并通过对Natur(natura)的重新界定,用“性善质恶”说取代了基督教的原罪概念。换言之,该文反对把康德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恶论”,而是在指认它否定了原罪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它可以用“性善质恶”说来加以概括。在谢教授看来,康德宗教学一书有关人性善恶论的基本观点是:“人的禀赋是善的,但是人的本质则是恶的。”①这就是他的“性善质恶”说。

  谢文郁教授还从自己所理解的“性善质恶”说出发,支持《哲学门》同一册上所载邹晓东的文章对李秋零教授一些译文的批评。②他和邹晓东一样认为,康德对Natur(natura)作出了新的界定,该词在康德这里应该是“本质”而非“本性”,因此,李秋零教授将其翻译为“本性”是错误的。同样,Der Mensch ist von Natur böse这个句子,也应该翻译为“人本质上是恶的”,而不该译为“人天生是恶的”。对谢文郁教授而言,康德虽然肯定了人后天的本质是恶的,但没有把人的本性理解为恶的,恰恰相反,他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代表了人的本性之善。

  笔者看到,李秋零教授在回应邹晓东的文章的附言中,对谢教授所主张的Natur不具有遗传性和天生性的观点展开了有力反驳,认为康德所说的本性(普遍的趋恶倾向)虽然不具有遗传性,但依然具有天生性。他还明确表示,对于谢教授把Natur译为“本质”,以及谢教授“性善质恶”的概括,“依然无法接受”。笔者赞同李秋零教授的观点,但鉴于谢文郁教授的“性善质恶”说具有很大的冲击性,而且迄今他一直坚持这一看法,故特意撰写此文,向谢文郁教授请教。

  一、“性善质恶”说的主要立论依据

  谢文郁教授之所以得出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的结论,从表面上看,是有一些文本依据的。

  先看看“性善”的方面。正如谢教授所指出的,康德确实肯定了人的本性中具有“向善的原始禀赋”(die ursprüngliche Anlage zum Guten),③包括人作为一种有生命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动物性(die Tierheit)的禀赋、人作为一种既有生命又有理性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性(die personalität Menschheit)的禀赋和人作为一种既有理性又能够负责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格性(die )的禀赋。④如果说前两种禀赋之上还可以嫁接各种恶习(Laster),那么,为了人格性的禀赋是绝不可嫁接任何恶的东西的。⑤正如谢教授在文章中所引用的,康德还指出:“人身上所有这些禀赋都不仅仅(消极地)是善的(即它们与道德法则之间都没有冲突),而且都还是向善的禀赋(即它们都促使人们遵从道德法则)。”⑥这是明确指认人的原始(原初)禀赋具有善的性质。不仅如此,康德在第一篇总的附释“论重建向善的原初禀赋的力量”的第一段中,还明确指出:“如果这意味着,人被造就成为善的,那么,这意思无非是说,人被造就为向善的(zum Guten),人的原初禀赋是善的。”⑦

  显然,谢文郁教授正是依据康德的这些说法,而将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概括为“性善论”的。对谢教授来说,康德所说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本性,这个本性有别于他所理解的“本质”,是“纯善的”。

  那么,“质恶”说的文本依据又在哪里?康德在宗教学著作的第一篇中根本就没有谈到人的本质(das Wesen),而始终在谈人的本性(Natur),不论是向善的原始禀赋,还是普遍的趋恶倾向,他都是放在“人的本性”之中来理解和分析的。所以,当谢教授把康德有关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的论述视为“质恶”说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把这类的Natur当作“本质”而非“本性”来理解了。谢教授之所以坚持这样一种理解,主要依据的是康德在第一篇的引言中对人的本性所作的全新界定:“如果本性(Natur)这一术语(像通常那样)意味着出自自由的行动的根据的对立面,那么,它就与道德上的善或者恶这两个谓词是截然对立的。为了使人们不致马上对这一术语有反感,就必须说明,这里把人的本性仅仅理解为(遵从客观的道德法则)一般地运用人的自由的、先行于一切被察觉到的行为的主观根据,而不论这个主观的根据存在于什么地方。但是,这个主观的根据自身总又必须是一个自由行为(因为若不然,人的任性[Willkür]在道德法则方面的运用或者滥用,就不能归因于人,人心中的善或者恶也就不能叫做道德上的)。”⑧康德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如果我们要在道德上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则被我们所判断的人的本性就不应该是纯粹自然的东西,而应该是由人的自由行为所造就的东西,换言之,它应该是人为的而非自然的。只有人类自己的作为,才可以追究其道德责任,才可以对之作出道德上的善恶评价。这是康德讨论人的本性善恶问题的基本前提,他试图给出一个道德判断的条件:唯有人自己造就的本性才可以进行善恶评价。

  康德对人的具有善恶意义的本性所作出的新界定,并没有给谢教授提供直接的文本依据把康德着重考察的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概括为人的“本质”之恶。所以,要理解谢教授的“质恶”说,理解他对李秋零教授的译文的批评,我们从一开始就须要明白:谢教授对人的本性的理解,恰好就是康德所反对的那种通常的理解,即仅仅把非人为的自然的禀赋,或者人的自由意志完全不起作用的必然本性,当作人的本性,而康德所说的具有人为性的本性,在他看来只能作为“本质”出现,它是由人的“本性”所规定的、第二位的东西。

  谢文郁教授不是简单地依据《中庸》“天命之谓性”的说法来判定“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善之本性,�

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吗 ——对谢文郁教授《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的商榷
2019年10月10日 09:5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作者:舒远招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Is Kant’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The Human Being Is Good in Nature and Evil in Radical”? A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Xie Wenyu

  作者简介:舒远招,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哲学系教授。长沙 410082

  原发信息:《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京)2018年第20184期

  内容提要:谢文郁教授从奥古斯丁、路德的原罪—恩典思想传统出发,对康德的原罪思想展开分析。他依据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认为康德是性善论者,同时依据康德对人的本性的新界定,认为康德所说的“趋恶倾向”并非“本性之恶”,而是“本质之恶”(“质恶”),由此把康德宗教学著作中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善质恶”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具冲击性的新概括,但这一概括是建立在奥古斯丁、路德和康德之间的扭曲而错位的比较框架的基础上的,过于凸显了路德的“原罪”与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之间的对应关系,未能把康德的“趋恶倾向”说视为对路德原罪说的批判改造。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概括不是按照康德本人对入的本性的新界定而得出的,因而偏离了康德的基本思想。康德虽然肯定了人的原始向善禀赋是善的,但这种自然禀赋仅仅是人的善良本性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他所说的普遍趋恶倾向则是一种现实的、恶的本性,因此,就人的现实的、由人自己所造就的本性而言,康德恰好是一位性恶论者,尽管他也认为人的原始向善禀赋应该而且能够获得重建。谢文郁教授的解读固然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但也值得从方法论上加以反思。

  关键词:康德/人性善恶论/性善质恶

 

  人的本性究竟是善还是恶?这个人性善恶论的问题,一直是人性论研究的难题,存在诸多争议。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又与“人的本性是什么”这一前导问题紧密相关。对这两个问题,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βen Vernunft,1793)一书中,曾经从西方基督教神学的背景出发给出自己独具特色的回答。康德在这部著作中究竟是如何界定人的本性,并由此出发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的?这是康德研究者们一直关注的课题。

  在对康德人性善恶论的研究中,谢文郁教授在《哲学门》(总第16辑)上发表的《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提出了一种独创性的理解。该文提出:通过追踪奥古斯丁和路德的原罪概念,可以发现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第一篇中所提出的“向善的原始禀赋”概念,冲击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路德宗神学的原罪概念;康德放弃了基督教的恩典概念,因而有意回避了原罪概念,并通过对Natur(natura)的重新界定,用“性善质恶”说取代了基督教的原罪概念。换言之,该文反对把康德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恶论”,而是在指认它否定了原罪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它可以用“性善质恶”说来加以概括。在谢教授看来,康德宗教学一书有关人性善恶论的基本观点是:“人的禀赋是善的,但是人的本质则是恶的。”①这就是他的“性善质恶”说。

  谢文郁教授还从自己所理解的“性善质恶”说出发,支持《哲学门》同一册上所载邹晓东的文章对李秋零教授一些译文的批评。②他和邹晓东一样认为,康德对Natur(natura)作出了新的界定,该词在康德这里应该是“本质”而非“本性”,因此,李秋零教授将其翻译为“本性”是错误的。同样,Der Mensch ist von Natur böse这个句子,也应该翻译为“人本质上是恶的”,而不该译为“人天生是恶的”。对谢文郁教授而言,康德虽然肯定了人后天的本质是恶的,但没有把人的本性理解为恶的,恰恰相反,他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代表了人的本性之善。

  笔者看到,李秋零教授在回应邹晓东的文章的附言中,对谢教授所主张的Natur不具有遗传性和天生性的观点展开了有力反驳,认为康德所说的本性(普遍的趋恶倾向)虽然不具有遗传性,但依然具有天生性。他还明确表示,对于谢教授把Natur译为“本质”,以及谢教授“性善质恶”的概括,“依然无法接受”。笔者赞同李秋零教授的观点,但鉴于谢文郁教授的“性善质恶”说具有很大的冲击性,而且迄今他一直坚持这一看法,故特意撰写此文,向谢文郁教授请教。

  一、“性善质恶”说的主要立论依据

  谢文郁教授之所以得出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的结论,从表面上看,是有一些文本依据的。

  先看看“性善”的方面。正如谢教授所指出的,康德确实肯定了人的本性中具有“向善的原始禀赋”(die ursprüngliche Anlage zum Guten),③包括人作为一种有生命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动物性(die Tierheit)的禀赋、人作为一种既有生命又有理性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性(die personalität Menschheit)的禀赋和人作为一种既有理性又能够负责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格性(die )的禀赋。④如果说前两种禀赋之上还可以嫁接各种恶习(Laster),那么,为了人格性的禀赋是绝不可嫁接任何恶的东西的。⑤正如谢教授在文章中所引用的,康德还指出:“人身上所有这些禀赋都不仅仅(消极地)是善的(即它们与道德法则之间都没有冲突),而且都还是向善的禀赋(即它们都促使人们遵从道德法则)。”⑥这是明确指认人的原始(原初)禀赋具有善的性质。不仅如此,康德在第一篇总的附释“论重建向善的原初禀赋的力量”的第一段中,还明确指出:“如果这意味着,人被造就成为善的,那么,这意思无非是说,人被造就为向善的(zum Guten),人的原初禀赋是善的。”⑦

  显然,谢文郁教授正是依据康德的这些说法,而将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概括为“性善论”的。对谢教授来说,康德所说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本性,这个本性有别于他所理解的“本质”,是“纯善的”。

  那么,“质恶”说的文本依据又在哪里?康德在宗教学著作的第一篇中根本就没有谈到人的本质(das Wesen),而始终在谈人的本性(Natur),不论是向善的原始禀赋,还是普遍的趋恶倾向,他都是放在“人的本性”之中来理解和分析的。所以,当谢教授把康德有关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的论述视为“质恶”说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把这类的Natur当作“本质”而非“本性”来理解了。谢教授之所以坚持这样一种理解,主要依据的是康德在第一篇的引言中对人的本性所作的全新界定:“如果本性(Natur)这一术语(像通常那样)意味着出自自由的行动的根据的对立面,那么,它就与道德上的善或者恶这两个谓词是截然对立的。为了使人们不致马上对这一术语有反感,就必须说明,这里把人的本性仅仅理解为(遵从客观的道德法则)一般地运用人的自由的、先行于一切被察觉到的行为的主观根据,而不论这个主观的根据存在于什么地方。但是,这个主观的根据自身总又必须是一个自由行为(因为若不然,人的任性[Willkür]在道德法则方面的运用或者滥用,就不能归因于人,人心中的善或者恶也就不能叫做道德上的)。”⑧康德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如果我们要在道德上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则被我们所判断的人的本性就不应该是纯粹自然的东西,而应该是由人的自由行为所造就的东西,换言之,它应该是人为的而非自然的。只有人类自己的作为,才可以追究其道德责任,才可以对之作出道德上的善恶评价。这是康德讨论人的本性善恶问题的基本前提,他试图给出一个道德判断的条件:唯有人自己造就的本性才可以进行善恶评价。

  康德对人的具有善恶意义的本性所作出的新界定,并没有给谢教授提供直接的文本依据把康德着重考察的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概括为人的“本质”之恶。所以,要理解谢教授的“质恶”说,理解他对李秋零教授的译文的批评,我们从一开始就须要明白:谢教授对人的本性的理解,恰好就是康德所反对的那种通常的理解,即仅仅把非人为的自然的禀赋,或者人的自由意志完全不起作用的必然本性,当作人的本性,而康德所说的具有人为性的本性,在他看来只能作为“本质”出现,它是由人的“本性”所规定的、第二位的东西。

  谢文郁教授不是简单地依据《中庸》“天命之谓性”的说法来判定“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善之本性,�

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吗 ——对谢文郁教授《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的商榷
2019年10月10日 09:5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作者:舒远招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Is Kant’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The Human Being Is Good in Nature and Evil in Radical”? A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Xie Wenyu

  作者简介:舒远招,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哲学系教授。长沙 410082

  原发信息:《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京)2018年第20184期

  内容提要:谢文郁教授从奥古斯丁、路德的原罪—恩典思想传统出发,对康德的原罪思想展开分析。他依据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认为康德是性善论者,同时依据康德对人的本性的新界定,认为康德所说的“趋恶倾向”并非“本性之恶”,而是“本质之恶”(“质恶”),由此把康德宗教学著作中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善质恶”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具冲击性的新概括,但这一概括是建立在奥古斯丁、路德和康德之间的扭曲而错位的比较框架的基础上的,过于凸显了路德的“原罪”与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之间的对应关系,未能把康德的“趋恶倾向”说视为对路德原罪说的批判改造。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概括不是按照康德本人对入的本性的新界定而得出的,因而偏离了康德的基本思想。康德虽然肯定了人的原始向善禀赋是善的,但这种自然禀赋仅仅是人的善良本性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他所说的普遍趋恶倾向则是一种现实的、恶的本性,因此,就人的现实的、由人自己所造就的本性而言,康德恰好是一位性恶论者,尽管他也认为人的原始向善禀赋应该而且能够获得重建。谢文郁教授的解读固然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但也值得从方法论上加以反思。

  关键词:康德/人性善恶论/性善质恶

 

  人的本性究竟是善还是恶?这个人性善恶论的问题,一直是人性论研究的难题,存在诸多争议。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又与“人的本性是什么”这一前导问题紧密相关。对这两个问题,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βen Vernunft,1793)一书中,曾经从西方基督教神学的背景出发给出自己独具特色的回答。康德在这部著作中究竟是如何界定人的本性,并由此出发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的?这是康德研究者们一直关注的课题。

  在对康德人性善恶论的研究中,谢文郁教授在《哲学门》(总第16辑)上发表的《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提出了一种独创性的理解。该文提出:通过追踪奥古斯丁和路德的原罪概念,可以发现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第一篇中所提出的“向善的原始禀赋”概念,冲击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路德宗神学的原罪概念;康德放弃了基督教的恩典概念,因而有意回避了原罪概念,并通过对Natur(natura)的重新界定,用“性善质恶”说取代了基督教的原罪概念。换言之,该文反对把康德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恶论”,而是在指认它否定了原罪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它可以用“性善质恶”说来加以概括。在谢教授看来,康德宗教学一书有关人性善恶论的基本观点是:“人的禀赋是善的,但是人的本质则是恶的。”①这就是他的“性善质恶”说。

  谢文郁教授还从自己所理解的“性善质恶”说出发,支持《哲学门》同一册上所载邹晓东的文章对李秋零教授一些译文的批评。②他和邹晓东一样认为,康德对Natur(natura)作出了新的界定,该词在康德这里应该是“本质”而非“本性”,因此,李秋零教授将其翻译为“本性”是错误的。同样,Der Mensch ist von Natur böse这个句子,也应该翻译为“人本质上是恶的”,而不该译为“人天生是恶的”。对谢文郁教授而言,康德虽然肯定了人后天的本质是恶的,但没有把人的本性理解为恶的,恰恰相反,他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代表了人的本性之善。

  笔者看到,李秋零教授在回应邹晓东的文章的附言中,对谢教授所主张的Natur不具有遗传性和天生性的观点展开了有力反驳,认为康德所说的本性(普遍的趋恶倾向)虽然不具有遗传性,但依然具有天生性。他还明确表示,对于谢教授把Natur译为“本质”,以及谢教授“性善质恶”的概括,“依然无法接受”。笔者赞同李秋零教授的观点,但鉴于谢文郁教授的“性善质恶”说具有很大的冲击性,而且迄今他一直坚持这一看法,故特意撰写此文,向谢文郁教授请教。

  一、“性善质恶”说的主要立论依据

  谢文郁教授之所以得出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的结论,从表面上看,是有一些文本依据的。

  先看看“性善”的方面。正如谢教授所指出的,康德确实肯定了人的本性中具有“向善的原始禀赋”(die ursprüngliche Anlage zum Guten),③包括人作为一种有生命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动物性(die Tierheit)的禀赋、人作为一种既有生命又有理性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性(die personalität Menschheit)的禀赋和人作为一种既有理性又能够负责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格性(die )的禀赋。④如果说前两种禀赋之上还可以嫁接各种恶习(Laster),那么,为了人格性的禀赋是绝不可嫁接任何恶的东西的。⑤正如谢教授在文章中所引用的,康德还指出:“人身上所有这些禀赋都不仅仅(消极地)是善的(即它们与道德法则之间都没有冲突),而且都还是向善的禀赋(即它们都促使人们遵从道德法则)。”⑥这是明确指认人的原始(原初)禀赋具有善的性质。不仅如此,康德在第一篇总的附释“论重建向善的原初禀赋的力量”的第一段中,还明确指出:“如果这意味着,人被造就成为善的,那么,这意思无非是说,人被造就为向善的(zum Guten),人的原初禀赋是善的。”⑦

  显然,谢文郁教授正是依据康德的这些说法,而将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概括为“性善论”的。对谢教授来说,康德所说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本性,这个本性有别于他所理解的“本质”,是“纯善的”。

  那么,“质恶”说的文本依据又在哪里?康德在宗教学著作的第一篇中根本就没有谈到人的本质(das Wesen),而始终在谈人的本性(Natur),不论是向善的原始禀赋,还是普遍的趋恶倾向,他都是放在“人的本性”之中来理解和分析的。所以,当谢教授把康德有关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的论述视为“质恶”说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把这类的Natur当作“本质”而非“本性”来理解了。谢教授之所以坚持这样一种理解,主要依据的是康德在第一篇的引言中对人的本性所作的全新界定:“如果本性(Natur)这一术语(像通常那样)意味着出自自由的行动的根据的对立面,那么,它就与道德上的善或者恶这两个谓词是截然对立的。为了使人们不致马上对这一术语有反感,就必须说明,这里把人的本性仅仅理解为(遵从客观的道德法则)一般地运用人的自由的、先行于一切被察觉到的行为的主观根据,而不论这个主观的根据存在于什么地方。但是,这个主观的根据自身总又必须是一个自由行为(因为若不然,人的任性[Willkür]在道德法则方面的运用或者滥用,就不能归因于人,人心中的善或者恶也就不能叫做道德上的)。”⑧康德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如果我们要在道德上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则被我们所判断的人的本性就不应该是纯粹自然的东西,而应该是由人的自由行为所造就的东西,换言之,它应该是人为的而非自然的。只有人类自己的作为,才可以追究其道德责任,才可以对之作出道德上的善恶评价。这是康德讨论人的本性善恶问题的基本前提,他试图给出一个道德判断的条件:唯有人自己造就的本性才可以进行善恶评价。

  康德对人的具有善恶意义的本性所作出的新界定,并没有给谢教授提供直接的文本依据把康德着重考察的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概括为人的“本质”之恶。所以,要理解谢教授的“质恶”说,理解他对李秋零教授的译文的批评,我们从一开始就须要明白:谢教授对人的本性的理解,恰好就是康德所反对的那种通常的理解,即仅仅把非人为的自然的禀赋,或者人的自由意志完全不起作用的必然本性,当作人的本性,而康德所说的具有人为性的本性,在他看来只能作为“本质”出现,它是由人的“本性”所规定的、第二位的东西。

  谢文郁教授不是简单地依据《中庸》“天命之谓性”的说法来判定“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善之本性,�

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吗 ——对谢文郁教授《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的商榷
2019年10月10日 09:5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作者:舒远招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Is Kant’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The Human Being Is Good in Nature and Evil in Radical”? A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Xie Wenyu

  作者简介:舒远招,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哲学系教授。长沙 410082

  原发信息:《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京)2018年第20184期

  内容提要:谢文郁教授从奥古斯丁、路德的原罪—恩典思想传统出发,对康德的原罪思想展开分析。他依据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认为康德是性善论者,同时依据康德对人的本性的新界定,认为康德所说的“趋恶倾向”并非“本性之恶”,而是“本质之恶”(“质恶”),由此把康德宗教学著作中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善质恶”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具冲击性的新概括,但这一概括是建立在奥古斯丁、路德和康德之间的扭曲而错位的比较框架的基础上的,过于凸显了路德的“原罪”与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之间的对应关系,未能把康德的“趋恶倾向”说视为对路德原罪说的批判改造。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概括不是按照康德本人对入的本性的新界定而得出的,因而偏离了康德的基本思想。康德虽然肯定了人的原始向善禀赋是善的,但这种自然禀赋仅仅是人的善良本性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他所说的普遍趋恶倾向则是一种现实的、恶的本性,因此,就人的现实的、由人自己所造就的本性而言,康德恰好是一位性恶论者,尽管他也认为人的原始向善禀赋应该而且能够获得重建。谢文郁教授的解读固然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但也值得从方法论上加以反思。

  关键词:康德/人性善恶论/性善质恶

 

  人的本性究竟是善还是恶?这个人性善恶论的问题,一直是人性论研究的难题,存在诸多争议。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又与“人的本性是什么”这一前导问题紧密相关。对这两个问题,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βen Vernunft,1793)一书中,曾经从西方基督教神学的背景出发给出自己独具特色的回答。康德在这部著作中究竟是如何界定人的本性,并由此出发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的?这是康德研究者们一直关注的课题。

  在对康德人性善恶论的研究中,谢文郁教授在《哲学门》(总第16辑)上发表的《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提出了一种独创性的理解。该文提出:通过追踪奥古斯丁和路德的原罪概念,可以发现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第一篇中所提出的“向善的原始禀赋”概念,冲击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路德宗神学的原罪概念;康德放弃了基督教的恩典概念,因而有意回避了原罪概念,并通过对Natur(natura)的重新界定,用“性善质恶”说取代了基督教的原罪概念。换言之,该文反对把康德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恶论”,而是在指认它否定了原罪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它可以用“性善质恶”说来加以概括。在谢教授看来,康德宗教学一书有关人性善恶论的基本观点是:“人的禀赋是善的,但是人的本质则是恶的。”①这就是他的“性善质恶”说。

  谢文郁教授还从自己所理解的“性善质恶”说出发,支持《哲学门》同一册上所载邹晓东的文章对李秋零教授一些译文的批评。②他和邹晓东一样认为,康德对Natur(natura)作出了新的界定,该词在康德这里应该是“本质”而非“本性”,因此,李秋零教授将其翻译为“本性”是错误的。同样,Der Mensch ist von Natur böse这个句子,也应该翻译为“人本质上是恶的”,而不该译为“人天生是恶的”。对谢文郁教授而言,康德虽然肯定了人后天的本质是恶的,但没有把人的本性理解为恶的,恰恰相反,他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代表了人的本性之善。

  笔者看到,李秋零教授在回应邹晓东的文章的附言中,对谢教授所主张的Natur不具有遗传性和天生性的观点展开了有力反驳,认为康德所说的本性(普遍的趋恶倾向)虽然不具有遗传性,但依然具有天生性。他还明确表示,对于谢教授把Natur译为“本质”,以及谢教授“性善质恶”的概括,“依然无法接受”。笔者赞同李秋零教授的观点,但鉴于谢文郁教授的“性善质恶”说具有很大的冲击性,而且迄今他一直坚持这一看法,故特意撰写此文,向谢文郁教授请教。

  一、“性善质恶”说的主要立论依据

  谢文郁教授之所以得出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的结论,从表面上看,是有一些文本依据的。

  先看看“性善”的方面。正如谢教授所指出的,康德确实肯定了人的本性中具有“向善的原始禀赋”(die ursprüngliche Anlage zum Guten),③包括人作为一种有生命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动物性(die Tierheit)的禀赋、人作为一种既有生命又有理性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性(die personalität Menschheit)的禀赋和人作为一种既有理性又能够负责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格性(die )的禀赋。④如果说前两种禀赋之上还可以嫁接各种恶习(Laster),那么,为了人格性的禀赋是绝不可嫁接任何恶的东西的。⑤正如谢教授在文章中所引用的,康德还指出:“人身上所有这些禀赋都不仅仅(消极地)是善的(即它们与道德法则之间都没有冲突),而且都还是向善的禀赋(即它们都促使人们遵从道德法则)。”⑥这是明确指认人的原始(原初)禀赋具有善的性质。不仅如此,康德在第一篇总的附释“论重建向善的原初禀赋的力量”的第一段中,还明确指出:“如果这意味着,人被造就成为善的,那么,这意思无非是说,人被造就为向善的(zum Guten),人的原初禀赋是善的。”⑦

  显然,谢文郁教授正是依据康德的这些说法,而将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概括为“性善论”的。对谢教授来说,康德所说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本性,这个本性有别于他所理解的“本质”,是“纯善的”。

  那么,“质恶”说的文本依据又在哪里?康德在宗教学著作的第一篇中根本就没有谈到人的本质(das Wesen),而始终在谈人的本性(Natur),不论是向善的原始禀赋,还是普遍的趋恶倾向,他都是放在“人的本性”之中来理解和分析的。所以,当谢教授把康德有关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的论述视为“质恶”说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把这类的Natur当作“本质”而非“本性”来理解了。谢教授之所以坚持这样一种理解,主要依据的是康德在第一篇的引言中对人的本性所作的全新界定:“如果本性(Natur)这一术语(像通常那样)意味着出自自由的行动的根据的对立面,那么,它就与道德上的善或者恶这两个谓词是截然对立的。为了使人们不致马上对这一术语有反感,就必须说明,这里把人的本性仅仅理解为(遵从客观的道德法则)一般地运用人的自由的、先行于一切被察觉到的行为的主观根据,而不论这个主观的根据存在于什么地方。但是,这个主观的根据自身总又必须是一个自由行为(因为若不然,人的任性[Willkür]在道德法则方面的运用或者滥用,就不能归因于人,人心中的善或者恶也就不能叫做道德上的)。”⑧康德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如果我们要在道德上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则被我们所判断的人的本性就不应该是纯粹自然的东西,而应该是由人的自由行为所造就的东西,换言之,它应该是人为的而非自然的。只有人类自己的作为,才可以追究其道德责任,才可以对之作出道德上的善恶评价。这是康德讨论人的本性善恶问题的基本前提,他试图给出一个道德判断的条件:唯有人自己造就的本性才可以进行善恶评价。

  康德对人的具有善恶意义的本性所作出的新界定,并没有给谢教授提供直接的文本依据把康德着重考察的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概括为人的“本质”之恶。所以,要理解谢教授的“质恶”说,理解他对李秋零教授的译文的批评,我们从一开始就须要明白:谢教授对人的本性的理解,恰好就是康德所反对的那种通常的理解,即仅仅把非人为的自然的禀赋,或者人的自由意志完全不起作用的必然本性,当作人的本性,而康德所说的具有人为性的本性,在他看来只能作为“本质”出现,它是由人的“本性”所规定的、第二位的东西。

  谢文郁教授不是简单地依据《中庸》“天命之谓性”的说法来判定“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善之本性,�

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吗 ——对谢文郁教授《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的商榷
2019年10月10日 09:5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作者:舒远招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Is Kant’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The Human Being Is Good in Nature and Evil in Radical”? A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Xie Wenyu

  作者简介:舒远招,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哲学系教授。长沙 410082

  原发信息:《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京)2018年第20184期

  内容提要:谢文郁教授从奥古斯丁、路德的原罪—恩典思想传统出发,对康德的原罪思想展开分析。他依据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认为康德是性善论者,同时依据康德对人的本性的新界定,认为康德所说的“趋恶倾向”并非“本性之恶”,而是“本质之恶”(“质恶”),由此把康德宗教学著作中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善质恶”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具冲击性的新概括,但这一概括是建立在奥古斯丁、路德和康德之间的扭曲而错位的比较框架的基础上的,过于凸显了路德的“原罪”与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之间的对应关系,未能把康德的“趋恶倾向”说视为对路德原罪说的批判改造。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概括不是按照康德本人对入的本性的新界定而得出的,因而偏离了康德的基本思想。康德虽然肯定了人的原始向善禀赋是善的,但这种自然禀赋仅仅是人的善良本性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他所说的普遍趋恶倾向则是一种现实的、恶的本性,因此,就人的现实的、由人自己所造就的本性而言,康德恰好是一位性恶论者,尽管他也认为人的原始向善禀赋应该而且能够获得重建。谢文郁教授的解读固然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但也值得从方法论上加以反思。

  关键词:康德/人性善恶论/性善质恶

 

  人的本性究竟是善还是恶?这个人性善恶论的问题,一直是人性论研究的难题,存在诸多争议。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又与“人的本性是什么”这一前导问题紧密相关。对这两个问题,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βen Vernunft,1793)一书中,曾经从西方基督教神学的背景出发给出自己独具特色的回答。康德在这部著作中究竟是如何界定人的本性,并由此出发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的?这是康德研究者们一直关注的课题。

  在对康德人性善恶论的研究中,谢文郁教授在《哲学门》(总第16辑)上发表的《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提出了一种独创性的理解。该文提出:通过追踪奥古斯丁和路德的原罪概念,可以发现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第一篇中所提出的“向善的原始禀赋”概念,冲击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路德宗神学的原罪概念;康德放弃了基督教的恩典概念,因而有意回避了原罪概念,并通过对Natur(natura)的重新界定,用“性善质恶”说取代了基督教的原罪概念。换言之,该文反对把康德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恶论”,而是在指认它否定了原罪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它可以用“性善质恶”说来加以概括。在谢教授看来,康德宗教学一书有关人性善恶论的基本观点是:“人的禀赋是善的,但是人的本质则是恶的。”①这就是他的“性善质恶”说。

  谢文郁教授还从自己所理解的“性善质恶”说出发,支持《哲学门》同一册上所载邹晓东的文章对李秋零教授一些译文的批评。②他和邹晓东一样认为,康德对Natur(natura)作出了新的界定,该词在康德这里应该是“本质”而非“本性”,因此,李秋零教授将其翻译为“本性”是错误的。同样,Der Mensch ist von Natur böse这个句子,也应该翻译为“人本质上是恶的”,而不该译为“人天生是恶的”。对谢文郁教授而言,康德虽然肯定了人后天的本质是恶的,但没有把人的本性理解为恶的,恰恰相反,他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代表了人的本性之善。

  笔者看到,李秋零教授在回应邹晓东的文章的附言中,对谢教授所主张的Natur不具有遗传性和天生性的观点展开了有力反驳,认为康德所说的本性(普遍的趋恶倾向)虽然不具有遗传性,但依然具有天生性。他还明确表示,对于谢教授把Natur译为“本质”,以及谢教授“性善质恶”的概括,“依然无法接受”。笔者赞同李秋零教授的观点,但鉴于谢文郁教授的“性善质恶”说具有很大的冲击性,而且迄今他一直坚持这一看法,故特意撰写此文,向谢文郁教授请教。

  一、“性善质恶”说的主要立论依据

  谢文郁教授之所以得出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的结论,从表面上看,是有一些文本依据的。

  先看看“性善”的方面。正如谢教授所指出的,康德确实肯定了人的本性中具有“向善的原始禀赋”(die ursprüngliche Anlage zum Guten),③包括人作为一种有生命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动物性(die Tierheit)的禀赋、人作为一种既有生命又有理性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性(die personalität Menschheit)的禀赋和人作为一种既有理性又能够负责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格性(die )的禀赋。④如果说前两种禀赋之上还可以嫁接各种恶习(Laster),那么,为了人格性的禀赋是绝不可嫁接任何恶的东西的。⑤正如谢教授在文章中所引用的,康德还指出:“人身上所有这些禀赋都不仅仅(消极地)是善的(即它们与道德法则之间都没有冲突),而且都还是向善的禀赋(即它们都促使人们遵从道德法则)。”⑥这是明确指认人的原始(原初)禀赋具有善的性质。不仅如此,康德在第一篇总的附释“论重建向善的原初禀赋的力量”的第一段中,还明确指出:“如果这意味着,人被造就成为善的,那么,这意思无非是说,人被造就为向善的(zum Guten),人的原初禀赋是善的。”⑦

  显然,谢文郁教授正是依据康德的这些说法,而将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概括为“性善论”的。对谢教授来说,康德所说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本性,这个本性有别于他所理解的“本质”,是“纯善的”。

  那么,“质恶”说的文本依据又在哪里?康德在宗教学著作的第一篇中根本就没有谈到人的本质(das Wesen),而始终在谈人的本性(Natur),不论是向善的原始禀赋,还是普遍的趋恶倾向,他都是放在“人的本性”之中来理解和分析的。所以,当谢教授把康德有关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的论述视为“质恶”说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把这类的Natur当作“本质”而非“本性”来理解了。谢教授之所以坚持这样一种理解,主要依据的是康德在第一篇的引言中对人的本性所作的全新界定:“如果本性(Natur)这一术语(像通常那样)意味着出自自由的行动的根据的对立面,那么,它就与道德上的善或者恶这两个谓词是截然对立的。为了使人们不致马上对这一术语有反感,就必须说明,这里把人的本性仅仅理解为(遵从客观的道德法则)一般地运用人的自由的、先行于一切被察觉到的行为的主观根据,而不论这个主观的根据存在于什么地方。但是,这个主观的根据自身总又必须是一个自由行为(因为若不然,人的任性[Willkür]在道德法则方面的运用或者滥用,就不能归因于人,人心中的善或者恶也就不能叫做道德上的)。”⑧康德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如果我们要在道德上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则被我们所判断的人的本性就不应该是纯粹自然的东西,而应该是由人的自由行为所造就的东西,换言之,它应该是人为的而非自然的。只有人类自己的作为,才可以追究其道德责任,才可以对之作出道德上的善恶评价。这是康德讨论人的本性善恶问题的基本前提,他试图给出一个道德判断的条件:唯有人自己造就的本性才可以进行善恶评价。

  康德对人的具有善恶意义的本性所作出的新界定,并没有给谢教授提供直接的文本依据把康德着重考察的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概括为人的“本质”之恶。所以,要理解谢教授的“质恶”说,理解他对李秋零教授的译文的批评,我们从一开始就须要明白:谢教授对人的本性的理解,恰好就是康德所反对的那种通常的理解,即仅仅把非人为的自然的禀赋,或者人的自由意志完全不起作用的必然本性,当作人的本性,而康德所说的具有人为性的本性,在他看来只能作为“本质”出现,它是由人的“本性”所规定的、第二位的东西。

  谢文郁教授不是简单地依据《中庸》“天命之谓性”的说法来判定“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善之本性,�

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吗 ——对谢文郁教授《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的商榷
2019年10月10日 09:5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作者:舒远招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Is Kant’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The Human Being Is Good in Nature and Evil in Radical”? A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Xie Wenyu

  作者简介:舒远招,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哲学系教授。长沙 410082

  原发信息:《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京)2018年第20184期

  内容提要:谢文郁教授从奥古斯丁、路德的原罪—恩典思想传统出发,对康德的原罪思想展开分析。他依据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认为康德是性善论者,同时依据康德对人的本性的新界定,认为康德所说的“趋恶倾向”并非“本性之恶”,而是“本质之恶”(“质恶”),由此把康德宗教学著作中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善质恶”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具冲击性的新概括,但这一概括是建立在奥古斯丁、路德和康德之间的扭曲而错位的比较框架的基础上的,过于凸显了路德的“原罪”与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之间的对应关系,未能把康德的“趋恶倾向”说视为对路德原罪说的批判改造。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概括不是按照康德本人对入的本性的新界定而得出的,因而偏离了康德的基本思想。康德虽然肯定了人的原始向善禀赋是善的,但这种自然禀赋仅仅是人的善良本性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他所说的普遍趋恶倾向则是一种现实的、恶的本性,因此,就人的现实的、由人自己所造就的本性而言,康德恰好是一位性恶论者,尽管他也认为人的原始向善禀赋应该而且能够获得重建。谢文郁教授的解读固然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但也值得从方法论上加以反思。

  关键词:康德/人性善恶论/性善质恶

 

  人的本性究竟是善还是恶?这个人性善恶论的问题,一直是人性论研究的难题,存在诸多争议。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又与“人的本性是什么”这一前导问题紧密相关。对这两个问题,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βen Vernunft,1793)一书中,曾经从西方基督教神学的背景出发给出自己独具特色的回答。康德在这部著作中究竟是如何界定人的本性,并由此出发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的?这是康德研究者们一直关注的课题。

  在对康德人性善恶论的研究中,谢文郁教授在《哲学门》(总第16辑)上发表的《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提出了一种独创性的理解。该文提出:通过追踪奥古斯丁和路德的原罪概念,可以发现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第一篇中所提出的“向善的原始禀赋”概念,冲击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路德宗神学的原罪概念;康德放弃了基督教的恩典概念,因而有意回避了原罪概念,并通过对Natur(natura)的重新界定,用“性善质恶”说取代了基督教的原罪概念。换言之,该文反对把康德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恶论”,而是在指认它否定了原罪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它可以用“性善质恶”说来加以概括。在谢教授看来,康德宗教学一书有关人性善恶论的基本观点是:“人的禀赋是善的,但是人的本质则是恶的。”①这就是他的“性善质恶”说。

  谢文郁教授还从自己所理解的“性善质恶”说出发,支持《哲学门》同一册上所载邹晓东的文章对李秋零教授一些译文的批评。②他和邹晓东一样认为,康德对Natur(natura)作出了新的界定,该词在康德这里应该是“本质”而非“本性”,因此,李秋零教授将其翻译为“本性”是错误的。同样,Der Mensch ist von Natur böse这个句子,也应该翻译为“人本质上是恶的”,而不该译为“人天生是恶的”。对谢文郁教授而言,康德虽然肯定了人后天的本质是恶的,但没有把人的本性理解为恶的,恰恰相反,他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代表了人的本性之善。

  笔者看到,李秋零教授在回应邹晓东的文章的附言中,对谢教授所主张的Natur不具有遗传性和天生性的观点展开了有力反驳,认为康德所说的本性(普遍的趋恶倾向)虽然不具有遗传性,但依然具有天生性。他还明确表示,对于谢教授把Natur译为“本质”,以及谢教授“性善质恶”的概括,“依然无法接受”。笔者赞同李秋零教授的观点,但鉴于谢文郁教授的“性善质恶”说具有很大的冲击性,而且迄今他一直坚持这一看法,故特意撰写此文,向谢文郁教授请教。

  一、“性善质恶”说的主要立论依据

  谢文郁教授之所以得出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的结论,从表面上看,是有一些文本依据的。

  先看看“性善”的方面。正如谢教授所指出的,康德确实肯定了人的本性中具有“向善的原始禀赋”(die ursprüngliche Anlage zum Guten),③包括人作为一种有生命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动物性(die Tierheit)的禀赋、人作为一种既有生命又有理性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性(die personalität Menschheit)的禀赋和人作为一种既有理性又能够负责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格性(die )的禀赋。④如果说前两种禀赋之上还可以嫁接各种恶习(Laster),那么,为了人格性的禀赋是绝不可嫁接任何恶的东西的。⑤正如谢教授在文章中所引用的,康德还指出:“人身上所有这些禀赋都不仅仅(消极地)是善的(即它们与道德法则之间都没有冲突),而且都还是向善的禀赋(即它们都促使人们遵从道德法则)。”⑥这是明确指认人的原始(原初)禀赋具有善的性质。不仅如此,康德在第一篇总的附释“论重建向善的原初禀赋的力量”的第一段中,还明确指出:“如果这意味着,人被造就成为善的,那么,这意思无非是说,人被造就为向善的(zum Guten),人的原初禀赋是善的。”⑦

  显然,谢文郁教授正是依据康德的这些说法,而将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概括为“性善论”的。对谢教授来说,康德所说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本性,这个本性有别于他所理解的“本质”,是“纯善的”。

  那么,“质恶”说的文本依据又在哪里?康德在宗教学著作的第一篇中根本就没有谈到人的本质(das Wesen),而始终在谈人的本性(Natur),不论是向善的原始禀赋,还是普遍的趋恶倾向,他都是放在“人的本性”之中来理解和分析的。所以,当谢教授把康德有关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的论述视为“质恶”说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把这类的Natur当作“本质”而非“本性”来理解了。谢教授之所以坚持这样一种理解,主要依据的是康德在第一篇的引言中对人的本性所作的全新界定:“如果本性(Natur)这一术语(像通常那样)意味着出自自由的行动的根据的对立面,那么,它就与道德上的善或者恶这两个谓词是截然对立的。为了使人们不致马上对这一术语有反感,就必须说明,这里把人的本性仅仅理解为(遵从客观的道德法则)一般地运用人的自由的、先行于一切被察觉到的行为的主观根据,而不论这个主观的根据存在于什么地方。但是,这个主观的根据自身总又必须是一个自由行为(因为若不然,人的任性[Willkür]在道德法则方面的运用或者滥用,就不能归因于人,人心中的善或者恶也就不能叫做道德上的)。”⑧康德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如果我们要在道德上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则被我们所判断的人的本性就不应该是纯粹自然的东西,而应该是由人的自由行为所造就的东西,换言之,它应该是人为的而非自然的。只有人类自己的作为,才可以追究其道德责任,才可以对之作出道德上的善恶评价。这是康德讨论人的本性善恶问题的基本前提,他试图给出一个道德判断的条件:唯有人自己造就的本性才可以进行善恶评价。

  康德对人的具有善恶意义的本性所作出的新界定,并没有给谢教授提供直接的文本依据把康德着重考察的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概括为人的“本质”之恶。所以,要理解谢教授的“质恶”说,理解他对李秋零教授的译文的批评,我们从一开始就须要明白:谢教授对人的本性的理解,恰好就是康德所反对的那种通常的理解,即仅仅把非人为的自然的禀赋,或者人的自由意志完全不起作用的必然本性,当作人的本性,而康德所说的具有人为性的本性,在他看来只能作为“本质”出现,它是由人的“本性”所规定的、第二位的东西。

  谢文郁教授不是简单地依据《中庸》“天命之谓性”的说法来判定“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善之本性,�

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吗 ——对谢文郁教授《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的商榷
2019年10月10日 09:5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作者:舒远招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Is Kant’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The Human Being Is Good in Nature and Evil in Radical”? A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Xie Wenyu

  作者简介:舒远招,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哲学系教授。长沙 410082

  原发信息:《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京)2018年第20184期

  内容提要:谢文郁教授从奥古斯丁、路德的原罪—恩典思想传统出发,对康德的原罪思想展开分析。他依据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认为康德是性善论者,同时依据康德对人的本性的新界定,认为康德所说的“趋恶倾向”并非“本性之恶”,而是“本质之恶”(“质恶”),由此把康德宗教学著作中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善质恶”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具冲击性的新概括,但这一概括是建立在奥古斯丁、路德和康德之间的扭曲而错位的比较框架的基础上的,过于凸显了路德的“原罪”与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之间的对应关系,未能把康德的“趋恶倾向”说视为对路德原罪说的批判改造。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概括不是按照康德本人对入的本性的新界定而得出的,因而偏离了康德的基本思想。康德虽然肯定了人的原始向善禀赋是善的,但这种自然禀赋仅仅是人的善良本性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他所说的普遍趋恶倾向则是一种现实的、恶的本性,因此,就人的现实的、由人自己所造就的本性而言,康德恰好是一位性恶论者,尽管他也认为人的原始向善禀赋应该而且能够获得重建。谢文郁教授的解读固然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但也值得从方法论上加以反思。

  关键词:康德/人性善恶论/性善质恶

 

  人的本性究竟是善还是恶?这个人性善恶论的问题,一直是人性论研究的难题,存在诸多争议。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又与“人的本性是什么”这一前导问题紧密相关。对这两个问题,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βen Vernunft,1793)一书中,曾经从西方基督教神学的背景出发给出自己独具特色的回答。康德在这部著作中究竟是如何界定人的本性,并由此出发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的?这是康德研究者们一直关注的课题。

  在对康德人性善恶论的研究中,谢文郁教授在《哲学门》(总第16辑)上发表的《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提出了一种独创性的理解。该文提出:通过追踪奥古斯丁和路德的原罪概念,可以发现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第一篇中所提出的“向善的原始禀赋”概念,冲击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路德宗神学的原罪概念;康德放弃了基督教的恩典概念,因而有意回避了原罪概念,并通过对Natur(natura)的重新界定,用“性善质恶”说取代了基督教的原罪概念。换言之,该文反对把康德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恶论”,而是在指认它否定了原罪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它可以用“性善质恶”说来加以概括。在谢教授看来,康德宗教学一书有关人性善恶论的基本观点是:“人的禀赋是善的,但是人的本质则是恶的。”①这就是他的“性善质恶”说。

  谢文郁教授还从自己所理解的“性善质恶”说出发,支持《哲学门》同一册上所载邹晓东的文章对李秋零教授一些译文的批评。②他和邹晓东一样认为,康德对Natur(natura)作出了新的界定,该词在康德这里应该是“本质”而非“本性”,因此,李秋零教授将其翻译为“本性”是错误的。同样,Der Mensch ist von Natur böse这个句子,也应该翻译为“人本质上是恶的”,而不该译为“人天生是恶的”。对谢文郁教授而言,康德虽然肯定了人后天的本质是恶的,但没有把人的本性理解为恶的,恰恰相反,他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代表了人的本性之善。

  笔者看到,李秋零教授在回应邹晓东的文章的附言中,对谢教授所主张的Natur不具有遗传性和天生性的观点展开了有力反驳,认为康德所说的本性(普遍的趋恶倾向)虽然不具有遗传性,但依然具有天生性。他还明确表示,对于谢教授把Natur译为“本质”,以及谢教授“性善质恶”的概括,“依然无法接受”。笔者赞同李秋零教授的观点,但鉴于谢文郁教授的“性善质恶”说具有很大的冲击性,而且迄今他一直坚持这一看法,故特意撰写此文,向谢文郁教授请教。

  一、“性善质恶”说的主要立论依据

  谢文郁教授之所以得出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的结论,从表面上看,是有一些文本依据的。

  先看看“性善”的方面。正如谢教授所指出的,康德确实肯定了人的本性中具有“向善的原始禀赋”(die ursprüngliche Anlage zum Guten),③包括人作为一种有生命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动物性(die Tierheit)的禀赋、人作为一种既有生命又有理性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性(die personalität Menschheit)的禀赋和人作为一种既有理性又能够负责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格性(die )的禀赋。④如果说前两种禀赋之上还可以嫁接各种恶习(Laster),那么,为了人格性的禀赋是绝不可嫁接任何恶的东西的。⑤正如谢教授在文章中所引用的,康德还指出:“人身上所有这些禀赋都不仅仅(消极地)是善的(即它们与道德法则之间都没有冲突),而且都还是向善的禀赋(即它们都促使人们遵从道德法则)。”⑥这是明确指认人的原始(原初)禀赋具有善的性质。不仅如此,康德在第一篇总的附释“论重建向善的原初禀赋的力量”的第一段中,还明确指出:“如果这意味着,人被造就成为善的,那么,这意思无非是说,人被造就为向善的(zum Guten),人的原初禀赋是善的。”⑦

  显然,谢文郁教授正是依据康德的这些说法,而将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概括为“性善论”的。对谢教授来说,康德所说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本性,这个本性有别于他所理解的“本质”,是“纯善的”。

  那么,“质恶”说的文本依据又在哪里?康德在宗教学著作的第一篇中根本就没有谈到人的本质(das Wesen),而始终在谈人的本性(Natur),不论是向善的原始禀赋,还是普遍的趋恶倾向,他都是放在“人的本性”之中来理解和分析的。所以,当谢教授把康德有关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的论述视为“质恶”说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把这类的Natur当作“本质”而非“本性”来理解了。谢教授之所以坚持这样一种理解,主要依据的是康德在第一篇的引言中对人的本性所作的全新界定:“如果本性(Natur)这一术语(像通常那样)意味着出自自由的行动的根据的对立面,那么,它就与道德上的善或者恶这两个谓词是截然对立的。为了使人们不致马上对这一术语有反感,就必须说明,这里把人的本性仅仅理解为(遵从客观的道德法则)一般地运用人的自由的、先行于一切被察觉到的行为的主观根据,而不论这个主观的根据存在于什么地方。但是,这个主观的根据自身总又必须是一个自由行为(因为若不然,人的任性[Willkür]在道德法则方面的运用或者滥用,就不能归因于人,人心中的善或者恶也就不能叫做道德上的)。”⑧康德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如果我们要在道德上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则被我们所判断的人的本性就不应该是纯粹自然的东西,而应该是由人的自由行为所造就的东西,换言之,它应该是人为的而非自然的。只有人类自己的作为,才可以追究其道德责任,才可以对之作出道德上的善恶评价。这是康德讨论人的本性善恶问题的基本前提,他试图给出一个道德判断的条件:唯有人自己造就的本性才可以进行善恶评价。

  康德对人的具有善恶意义的本性所作出的新界定,并没有给谢教授提供直接的文本依据把康德着重考察的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概括为人的“本质”之恶。所以,要理解谢教授的“质恶”说,理解他对李秋零教授的译文的批评,我们从一开始就须要明白:谢教授对人的本性的理解,恰好就是康德所反对的那种通常的理解,即仅仅把非人为的自然的禀赋,或者人的自由意志完全不起作用的必然本性,当作人的本性,而康德所说的具有人为性的本性,在他看来只能作为“本质”出现,它是由人的“本性”所规定的、第二位的东西。

  谢文郁教授不是简单地依据《中庸》“天命之谓性”的说法来判定“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善之本性,�

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吗 ——对谢文郁教授《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的商榷
2019年10月10日 09:5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作者:舒远招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Is Kant’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The Human Being Is Good in Nature and Evil in Radical”? A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Xie Wenyu

  作者简介:舒远招,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哲学系教授。长沙 410082

  原发信息:《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京)2018年第20184期

  内容提要:谢文郁教授从奥古斯丁、路德的原罪—恩典思想传统出发,对康德的原罪思想展开分析。他依据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认为康德是性善论者,同时依据康德对人的本性的新界定,认为康德所说的“趋恶倾向”并非“本性之恶”,而是“本质之恶”(“质恶”),由此把康德宗教学著作中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善质恶”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具冲击性的新概括,但这一概括是建立在奥古斯丁、路德和康德之间的扭曲而错位的比较框架的基础上的,过于凸显了路德的“原罪”与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之间的对应关系,未能把康德的“趋恶倾向”说视为对路德原罪说的批判改造。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概括不是按照康德本人对入的本性的新界定而得出的,因而偏离了康德的基本思想。康德虽然肯定了人的原始向善禀赋是善的,但这种自然禀赋仅仅是人的善良本性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他所说的普遍趋恶倾向则是一种现实的、恶的本性,因此,就人的现实的、由人自己所造就的本性而言,康德恰好是一位性恶论者,尽管他也认为人的原始向善禀赋应该而且能够获得重建。谢文郁教授的解读固然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但也值得从方法论上加以反思。

  关键词:康德/人性善恶论/性善质恶

 

  人的本性究竟是善还是恶?这个人性善恶论的问题,一直是人性论研究的难题,存在诸多争议。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又与“人的本性是什么”这一前导问题紧密相关。对这两个问题,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βen Vernunft,1793)一书中,曾经从西方基督教神学的背景出发给出自己独具特色的回答。康德在这部著作中究竟是如何界定人的本性,并由此出发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的?这是康德研究者们一直关注的课题。

  在对康德人性善恶论的研究中,谢文郁教授在《哲学门》(总第16辑)上发表的《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提出了一种独创性的理解。该文提出:通过追踪奥古斯丁和路德的原罪概念,可以发现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第一篇中所提出的“向善的原始禀赋”概念,冲击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路德宗神学的原罪概念;康德放弃了基督教的恩典概念,因而有意回避了原罪概念,并通过对Natur(natura)的重新界定,用“性善质恶”说取代了基督教的原罪概念。换言之,该文反对把康德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恶论”,而是在指认它否定了原罪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它可以用“性善质恶”说来加以概括。在谢教授看来,康德宗教学一书有关人性善恶论的基本观点是:“人的禀赋是善的,但是人的本质则是恶的。”①这就是他的“性善质恶”说。

  谢文郁教授还从自己所理解的“性善质恶”说出发,支持《哲学门》同一册上所载邹晓东的文章对李秋零教授一些译文的批评。②他和邹晓东一样认为,康德对Natur(natura)作出了新的界定,该词在康德这里应该是“本质”而非“本性”,因此,李秋零教授将其翻译为“本性”是错误的。同样,Der Mensch ist von Natur böse这个句子,也应该翻译为“人本质上是恶的”,而不该译为“人天生是恶的”。对谢文郁教授而言,康德虽然肯定了人后天的本质是恶的,但没有把人的本性理解为恶的,恰恰相反,他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代表了人的本性之善。

  笔者看到,李秋零教授在回应邹晓东的文章的附言中,对谢教授所主张的Natur不具有遗传性和天生性的观点展开了有力反驳,认为康德所说的本性(普遍的趋恶倾向)虽然不具有遗传性,但依然具有天生性。他还明确表示,对于谢教授把Natur译为“本质”,以及谢教授“性善质恶”的概括,“依然无法接受”。笔者赞同李秋零教授的观点,但鉴于谢文郁教授的“性善质恶”说具有很大的冲击性,而且迄今他一直坚持这一看法,故特意撰写此文,向谢文郁教授请教。

  一、“性善质恶”说的主要立论依据

  谢文郁教授之所以得出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的结论,从表面上看,是有一些文本依据的。

  先看看“性善”的方面。正如谢教授所指出的,康德确实肯定了人的本性中具有“向善的原始禀赋”(die ursprüngliche Anlage zum Guten),③包括人作为一种有生命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动物性(die Tierheit)的禀赋、人作为一种既有生命又有理性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性(die personalität Menschheit)的禀赋和人作为一种既有理性又能够负责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格性(die )的禀赋。④如果说前两种禀赋之上还可以嫁接各种恶习(Laster),那么,为了人格性的禀赋是绝不可嫁接任何恶的东西的。⑤正如谢教授在文章中所引用的,康德还指出:“人身上所有这些禀赋都不仅仅(消极地)是善的(即它们与道德法则之间都没有冲突),而且都还是向善的禀赋(即它们都促使人们遵从道德法则)。”⑥这是明确指认人的原始(原初)禀赋具有善的性质。不仅如此,康德在第一篇总的附释“论重建向善的原初禀赋的力量”的第一段中,还明确指出:“如果这意味着,人被造就成为善的,那么,这意思无非是说,人被造就为向善的(zum Guten),人的原初禀赋是善的。”⑦

  显然,谢文郁教授正是依据康德的这些说法,而将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概括为“性善论”的。对谢教授来说,康德所说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本性,这个本性有别于他所理解的“本质”,是“纯善的”。

  那么,“质恶”说的文本依据又在哪里?康德在宗教学著作的第一篇中根本就没有谈到人的本质(das Wesen),而始终在谈人的本性(Natur),不论是向善的原始禀赋,还是普遍的趋恶倾向,他都是放在“人的本性”之中来理解和分析的。所以,当谢教授把康德有关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的论述视为“质恶”说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把这类的Natur当作“本质”而非“本性”来理解了。谢教授之所以坚持这样一种理解,主要依据的是康德在第一篇的引言中对人的本性所作的全新界定:“如果本性(Natur)这一术语(像通常那样)意味着出自自由的行动的根据的对立面,那么,它就与道德上的善或者恶这两个谓词是截然对立的。为了使人们不致马上对这一术语有反感,就必须说明,这里把人的本性仅仅理解为(遵从客观的道德法则)一般地运用人的自由的、先行于一切被察觉到的行为的主观根据,而不论这个主观的根据存在于什么地方。但是,这个主观的根据自身总又必须是一个自由行为(因为若不然,人的任性[Willkür]在道德法则方面的运用或者滥用,就不能归因于人,人心中的善或者恶也就不能叫做道德上的)。”⑧康德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如果我们要在道德上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则被我们所判断的人的本性就不应该是纯粹自然的东西,而应该是由人的自由行为所造就的东西,换言之,它应该是人为的而非自然的。只有人类自己的作为,才可以追究其道德责任,才可以对之作出道德上的善恶评价。这是康德讨论人的本性善恶问题的基本前提,他试图给出一个道德判断的条件:唯有人自己造就的本性才可以进行善恶评价。

  康德对人的具有善恶意义的本性所作出的新界定,并没有给谢教授提供直接的文本依据把康德着重考察的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概括为人的“本质”之恶。所以,要理解谢教授的“质恶”说,理解他对李秋零教授的译文的批评,我们从一开始就须要明白:谢教授对人的本性的理解,恰好就是康德所反对的那种通常的理解,即仅仅把非人为的自然的禀赋,或者人的自由意志完全不起作用的必然本性,当作人的本性,而康德所说的具有人为性的本性,在他看来只能作为“本质”出现,它是由人的“本性”所规定的、第二位的东西。

  谢文郁教授不是简单地依据《中庸》“天命之谓性”的说法来判定“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善之本性,�

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吗 ——对谢文郁教授《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的商榷
2019年10月10日 09:5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作者:舒远招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Is Kant’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The Human Being Is Good in Nature and Evil in Radical”? A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Xie Wenyu

  作者简介:舒远招,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哲学系教授。长沙 410082

  原发信息:《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京)2018年第20184期

  内容提要:谢文郁教授从奥古斯丁、路德的原罪—恩典思想传统出发,对康德的原罪思想展开分析。他依据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认为康德是性善论者,同时依据康德对人的本性的新界定,认为康德所说的“趋恶倾向”并非“本性之恶”,而是“本质之恶”(“质恶”),由此把康德宗教学著作中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善质恶”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具冲击性的新概括,但这一概括是建立在奥古斯丁、路德和康德之间的扭曲而错位的比较框架的基础上的,过于凸显了路德的“原罪”与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之间的对应关系,未能把康德的“趋恶倾向”说视为对路德原罪说的批判改造。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概括不是按照康德本人对入的本性的新界定而得出的,因而偏离了康德的基本思想。康德虽然肯定了人的原始向善禀赋是善的,但这种自然禀赋仅仅是人的善良本性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他所说的普遍趋恶倾向则是一种现实的、恶的本性,因此,就人的现实的、由人自己所造就的本性而言,康德恰好是一位性恶论者,尽管他也认为人的原始向善禀赋应该而且能够获得重建。谢文郁教授的解读固然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但也值得从方法论上加以反思。

  关键词:康德/人性善恶论/性善质恶

 

  人的本性究竟是善还是恶?这个人性善恶论的问题,一直是人性论研究的难题,存在诸多争议。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又与“人的本性是什么”这一前导问题紧密相关。对这两个问题,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βen Vernunft,1793)一书中,曾经从西方基督教神学的背景出发给出自己独具特色的回答。康德在这部著作中究竟是如何界定人的本性,并由此出发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的?这是康德研究者们一直关注的课题。

  在对康德人性善恶论的研究中,谢文郁教授在《哲学门》(总第16辑)上发表的《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提出了一种独创性的理解。该文提出:通过追踪奥古斯丁和路德的原罪概念,可以发现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第一篇中所提出的“向善的原始禀赋”概念,冲击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路德宗神学的原罪概念;康德放弃了基督教的恩典概念,因而有意回避了原罪概念,并通过对Natur(natura)的重新界定,用“性善质恶”说取代了基督教的原罪概念。换言之,该文反对把康德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恶论”,而是在指认它否定了原罪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它可以用“性善质恶”说来加以概括。在谢教授看来,康德宗教学一书有关人性善恶论的基本观点是:“人的禀赋是善的,但是人的本质则是恶的。”①这就是他的“性善质恶”说。

  谢文郁教授还从自己所理解的“性善质恶”说出发,支持《哲学门》同一册上所载邹晓东的文章对李秋零教授一些译文的批评。②他和邹晓东一样认为,康德对Natur(natura)作出了新的界定,该词在康德这里应该是“本质”而非“本性”,因此,李秋零教授将其翻译为“本性”是错误的。同样,Der Mensch ist von Natur böse这个句子,也应该翻译为“人本质上是恶的”,而不该译为“人天生是恶的”。对谢文郁教授而言,康德虽然肯定了人后天的本质是恶的,但没有把人的本性理解为恶的,恰恰相反,他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代表了人的本性之善。

  笔者看到,李秋零教授在回应邹晓东的文章的附言中,对谢教授所主张的Natur不具有遗传性和天生性的观点展开了有力反驳,认为康德所说的本性(普遍的趋恶倾向)虽然不具有遗传性,但依然具有天生性。他还明确表示,对于谢教授把Natur译为“本质”,以及谢教授“性善质恶”的概括,“依然无法接受”。笔者赞同李秋零教授的观点,但鉴于谢文郁教授的“性善质恶”说具有很大的冲击性,而且迄今他一直坚持这一看法,故特意撰写此文,向谢文郁教授请教。

  一、“性善质恶”说的主要立论依据

  谢文郁教授之所以得出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的结论,从表面上看,是有一些文本依据的。

  先看看“性善”的方面。正如谢教授所指出的,康德确实肯定了人的本性中具有“向善的原始禀赋”(die ursprüngliche Anlage zum Guten),③包括人作为一种有生命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动物性(die Tierheit)的禀赋、人作为一种既有生命又有理性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性(die personalität Menschheit)的禀赋和人作为一种既有理性又能够负责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格性(die )的禀赋。④如果说前两种禀赋之上还可以嫁接各种恶习(Laster),那么,为了人格性的禀赋是绝不可嫁接任何恶的东西的。⑤正如谢教授在文章中所引用的,康德还指出:“人身上所有这些禀赋都不仅仅(消极地)是善的(即它们与道德法则之间都没有冲突),而且都还是向善的禀赋(即它们都促使人们遵从道德法则)。”⑥这是明确指认人的原始(原初)禀赋具有善的性质。不仅如此,康德在第一篇总的附释“论重建向善的原初禀赋的力量”的第一段中,还明确指出:“如果这意味着,人被造就成为善的,那么,这意思无非是说,人被造就为向善的(zum Guten),人的原初禀赋是善的。”⑦

  显然,谢文郁教授正是依据康德的这些说法,而将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概括为“性善论”的。对谢教授来说,康德所说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本性,这个本性有别于他所理解的“本质”,是“纯善的”。

  那么,“质恶”说的文本依据又在哪里?康德在宗教学著作的第一篇中根本就没有谈到人的本质(das Wesen),而始终在谈人的本性(Natur),不论是向善的原始禀赋,还是普遍的趋恶倾向,他都是放在“人的本性”之中来理解和分析的。所以,当谢教授把康德有关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的论述视为“质恶”说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把这类的Natur当作“本质”而非“本性”来理解了。谢教授之所以坚持这样一种理解,主要依据的是康德在第一篇的引言中对人的本性所作的全新界定:“如果本性(Natur)这一术语(像通常那样)意味着出自自由的行动的根据的对立面,那么,它就与道德上的善或者恶这两个谓词是截然对立的。为了使人们不致马上对这一术语有反感,就必须说明,这里把人的本性仅仅理解为(遵从客观的道德法则)一般地运用人的自由的、先行于一切被察觉到的行为的主观根据,而不论这个主观的根据存在于什么地方。但是,这个主观的根据自身总又必须是一个自由行为(因为若不然,人的任性[Willkür]在道德法则方面的运用或者滥用,就不能归因于人,人心中的善或者恶也就不能叫做道德上的)。”⑧康德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如果我们要在道德上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则被我们所判断的人的本性就不应该是纯粹自然的东西,而应该是由人的自由行为所造就的东西,换言之,它应该是人为的而非自然的。只有人类自己的作为,才可以追究其道德责任,才可以对之作出道德上的善恶评价。这是康德讨论人的本性善恶问题的基本前提,他试图给出一个道德判断的条件:唯有人自己造就的本性才可以进行善恶评价。

  康德对人的具有善恶意义的本性所作出的新界定,并没有给谢教授提供直接的文本依据把康德着重考察的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概括为人的“本质”之恶。所以,要理解谢教授的“质恶”说,理解他对李秋零教授的译文的批评,我们从一开始就须要明白:谢教授对人的本性的理解,恰好就是康德所反对的那种通常的理解,即仅仅把非人为的自然的禀赋,或者人的自由意志完全不起作用的必然本性,当作人的本性,而康德所说的具有人为性的本性,在他看来只能作为“本质”出现,它是由人的“本性”所规定的、第二位的东西。

  谢文郁教授不是简单地依据《中庸》“天命之谓性”的说法来判定“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善之本性,�

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吗 ——对谢文郁教授《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的商榷
2019年10月10日 09:5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作者:舒远招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Is Kant’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The Human Being Is Good in Nature and Evil in Radical”? A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Xie Wenyu

  作者简介:舒远招,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哲学系教授。长沙 410082

  原发信息:《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京)2018年第20184期

  内容提要:谢文郁教授从奥古斯丁、路德的原罪—恩典思想传统出发,对康德的原罪思想展开分析。他依据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认为康德是性善论者,同时依据康德对人的本性的新界定,认为康德所说的“趋恶倾向”并非“本性之恶”,而是“本质之恶”(“质恶”),由此把康德宗教学著作中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善质恶”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具冲击性的新概括,但这一概括是建立在奥古斯丁、路德和康德之间的扭曲而错位的比较框架的基础上的,过于凸显了路德的“原罪”与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之间的对应关系,未能把康德的“趋恶倾向”说视为对路德原罪说的批判改造。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概括不是按照康德本人对入的本性的新界定而得出的,因而偏离了康德的基本思想。康德虽然肯定了人的原始向善禀赋是善的,但这种自然禀赋仅仅是人的善良本性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他所说的普遍趋恶倾向则是一种现实的、恶的本性,因此,就人的现实的、由人自己所造就的本性而言,康德恰好是一位性恶论者,尽管他也认为人的原始向善禀赋应该而且能够获得重建。谢文郁教授的解读固然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但也值得从方法论上加以反思。

  关键词:康德/人性善恶论/性善质恶

 

  人的本性究竟是善还是恶?这个人性善恶论的问题,一直是人性论研究的难题,存在诸多争议。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又与“人的本性是什么”这一前导问题紧密相关。对这两个问题,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βen Vernunft,1793)一书中,曾经从西方基督教神学的背景出发给出自己独具特色的回答。康德在这部著作中究竟是如何界定人的本性,并由此出发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的?这是康德研究者们一直关注的课题。

  在对康德人性善恶论的研究中,谢文郁教授在《哲学门》(总第16辑)上发表的《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提出了一种独创性的理解。该文提出:通过追踪奥古斯丁和路德的原罪概念,可以发现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第一篇中所提出的“向善的原始禀赋”概念,冲击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路德宗神学的原罪概念;康德放弃了基督教的恩典概念,因而有意回避了原罪概念,并通过对Natur(natura)的重新界定,用“性善质恶”说取代了基督教的原罪概念。换言之,该文反对把康德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恶论”,而是在指认它否定了原罪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它可以用“性善质恶”说来加以概括。在谢教授看来,康德宗教学一书有关人性善恶论的基本观点是:“人的禀赋是善的,但是人的本质则是恶的。”①这就是他的“性善质恶”说。

  谢文郁教授还从自己所理解的“性善质恶”说出发,支持《哲学门》同一册上所载邹晓东的文章对李秋零教授一些译文的批评。②他和邹晓东一样认为,康德对Natur(natura)作出了新的界定,该词在康德这里应该是“本质”而非“本性”,因此,李秋零教授将其翻译为“本性”是错误的。同样,Der Mensch ist von Natur böse这个句子,也应该翻译为“人本质上是恶的”,而不该译为“人天生是恶的”。对谢文郁教授而言,康德虽然肯定了人后天的本质是恶的,但没有把人的本性理解为恶的,恰恰相反,他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代表了人的本性之善。

  笔者看到,李秋零教授在回应邹晓东的文章的附言中,对谢教授所主张的Natur不具有遗传性和天生性的观点展开了有力反驳,认为康德所说的本性(普遍的趋恶倾向)虽然不具有遗传性,但依然具有天生性。他还明确表示,对于谢教授把Natur译为“本质”,以及谢教授“性善质恶”的概括,“依然无法接受”。笔者赞同李秋零教授的观点,但鉴于谢文郁教授的“性善质恶”说具有很大的冲击性,而且迄今他一直坚持这一看法,故特意撰写此文,向谢文郁教授请教。

  一、“性善质恶”说的主要立论依据

  谢文郁教授之所以得出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的结论,从表面上看,是有一些文本依据的。

  先看看“性善”的方面。正如谢教授所指出的,康德确实肯定了人的本性中具有“向善的原始禀赋”(die ursprüngliche Anlage zum Guten),③包括人作为一种有生命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动物性(die Tierheit)的禀赋、人作为一种既有生命又有理性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性(die personalität Menschheit)的禀赋和人作为一种既有理性又能够负责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格性(die )的禀赋。④如果说前两种禀赋之上还可以嫁接各种恶习(Laster),那么,为了人格性的禀赋是绝不可嫁接任何恶的东西的。⑤正如谢教授在文章中所引用的,康德还指出:“人身上所有这些禀赋都不仅仅(消极地)是善的(即它们与道德法则之间都没有冲突),而且都还是向善的禀赋(即它们都促使人们遵从道德法则)。”⑥这是明确指认人的原始(原初)禀赋具有善的性质。不仅如此,康德在第一篇总的附释“论重建向善的原初禀赋的力量”的第一段中,还明确指出:“如果这意味着,人被造就成为善的,那么,这意思无非是说,人被造就为向善的(zum Guten),人的原初禀赋是善的。”⑦

  显然,谢文郁教授正是依据康德的这些说法,而将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概括为“性善论”的。对谢教授来说,康德所说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本性,这个本性有别于他所理解的“本质”,是“纯善的”。

  那么,“质恶”说的文本依据又在哪里?康德在宗教学著作的第一篇中根本就没有谈到人的本质(das Wesen),而始终在谈人的本性(Natur),不论是向善的原始禀赋,还是普遍的趋恶倾向,他都是放在“人的本性”之中来理解和分析的。所以,当谢教授把康德有关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的论述视为“质恶”说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把这类的Natur当作“本质”而非“本性”来理解了。谢教授之所以坚持这样一种理解,主要依据的是康德在第一篇的引言中对人的本性所作的全新界定:“如果本性(Natur)这一术语(像通常那样)意味着出自自由的行动的根据的对立面,那么,它就与道德上的善或者恶这两个谓词是截然对立的。为了使人们不致马上对这一术语有反感,就必须说明,这里把人的本性仅仅理解为(遵从客观的道德法则)一般地运用人的自由的、先行于一切被察觉到的行为的主观根据,而不论这个主观的根据存在于什么地方。但是,这个主观的根据自身总又必须是一个自由行为(因为若不然,人的任性[Willkür]在道德法则方面的运用或者滥用,就不能归因于人,人心中的善或者恶也就不能叫做道德上的)。”⑧康德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如果我们要在道德上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则被我们所判断的人的本性就不应该是纯粹自然的东西,而应该是由人的自由行为所造就的东西,换言之,它应该是人为的而非自然的。只有人类自己的作为,才可以追究其道德责任,才可以对之作出道德上的善恶评价。这是康德讨论人的本性善恶问题的基本前提,他试图给出一个道德判断的条件:唯有人自己造就的本性才可以进行善恶评价。

  康德对人的具有善恶意义的本性所作出的新界定,并没有给谢教授提供直接的文本依据把康德着重考察的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概括为人的“本质”之恶。所以,要理解谢教授的“质恶”说,理解他对李秋零教授的译文的批评,我们从一开始就须要明白:谢教授对人的本性的理解,恰好就是康德所反对的那种通常的理解,即仅仅把非人为的自然的禀赋,或者人的自由意志完全不起作用的必然本性,当作人的本性,而康德所说的具有人为性的本性,在他看来只能作为“本质”出现,它是由人的“本性”所规定的、第二位的东西。

  谢文郁教授不是简单地依据《中庸》“天命之谓性”的说法来判定“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善之本性,�

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吗 ——对谢文郁教授《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的商榷
2019年10月10日 09:5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作者:舒远招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Is Kant’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The Human Being Is Good in Nature and Evil in Radical”? A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Xie Wenyu

  作者简介:舒远招,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哲学系教授。长沙 410082

  原发信息:《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京)2018年第20184期

  内容提要:谢文郁教授从奥古斯丁、路德的原罪—恩典思想传统出发,对康德的原罪思想展开分析。他依据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认为康德是性善论者,同时依据康德对人的本性的新界定,认为康德所说的“趋恶倾向”并非“本性之恶”,而是“本质之恶”(“质恶”),由此把康德宗教学著作中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善质恶”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具冲击性的新概括,但这一概括是建立在奥古斯丁、路德和康德之间的扭曲而错位的比较框架的基础上的,过于凸显了路德的“原罪”与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之间的对应关系,未能把康德的“趋恶倾向”说视为对路德原罪说的批判改造。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概括不是按照康德本人对入的本性的新界定而得出的,因而偏离了康德的基本思想。康德虽然肯定了人的原始向善禀赋是善的,但这种自然禀赋仅仅是人的善良本性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他所说的普遍趋恶倾向则是一种现实的、恶的本性,因此,就人的现实的、由人自己所造就的本性而言,康德恰好是一位性恶论者,尽管他也认为人的原始向善禀赋应该而且能够获得重建。谢文郁教授的解读固然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但也值得从方法论上加以反思。

  关键词:康德/人性善恶论/性善质恶

 

  人的本性究竟是善还是恶?这个人性善恶论的问题,一直是人性论研究的难题,存在诸多争议。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又与“人的本性是什么”这一前导问题紧密相关。对这两个问题,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βen Vernunft,1793)一书中,曾经从西方基督教神学的背景出发给出自己独具特色的回答。康德在这部著作中究竟是如何界定人的本性,并由此出发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的?这是康德研究者们一直关注的课题。

  在对康德人性善恶论的研究中,谢文郁教授在《哲学门》(总第16辑)上发表的《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提出了一种独创性的理解。该文提出:通过追踪奥古斯丁和路德的原罪概念,可以发现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第一篇中所提出的“向善的原始禀赋”概念,冲击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路德宗神学的原罪概念;康德放弃了基督教的恩典概念,因而有意回避了原罪概念,并通过对Natur(natura)的重新界定,用“性善质恶”说取代了基督教的原罪概念。换言之,该文反对把康德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恶论”,而是在指认它否定了原罪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它可以用“性善质恶”说来加以概括。在谢教授看来,康德宗教学一书有关人性善恶论的基本观点是:“人的禀赋是善的,但是人的本质则是恶的。”①这就是他的“性善质恶”说。

  谢文郁教授还从自己所理解的“性善质恶”说出发,支持《哲学门》同一册上所载邹晓东的文章对李秋零教授一些译文的批评。②他和邹晓东一样认为,康德对Natur(natura)作出了新的界定,该词在康德这里应该是“本质”而非“本性”,因此,李秋零教授将其翻译为“本性”是错误的。同样,Der Mensch ist von Natur böse这个句子,也应该翻译为“人本质上是恶的”,而不该译为“人天生是恶的”。对谢文郁教授而言,康德虽然肯定了人后天的本质是恶的,但没有把人的本性理解为恶的,恰恰相反,他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代表了人的本性之善。

  笔者看到,李秋零教授在回应邹晓东的文章的附言中,对谢教授所主张的Natur不具有遗传性和天生性的观点展开了有力反驳,认为康德所说的本性(普遍的趋恶倾向)虽然不具有遗传性,但依然具有天生性。他还明确表示,对于谢教授把Natur译为“本质”,以及谢教授“性善质恶”的概括,“依然无法接受”。笔者赞同李秋零教授的观点,但鉴于谢文郁教授的“性善质恶”说具有很大的冲击性,而且迄今他一直坚持这一看法,故特意撰写此文,向谢文郁教授请教。

  一、“性善质恶”说的主要立论依据

  谢文郁教授之所以得出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的结论,从表面上看,是有一些文本依据的。

  先看看“性善”的方面。正如谢教授所指出的,康德确实肯定了人的本性中具有“向善的原始禀赋”(die ursprüngliche Anlage zum Guten),③包括人作为一种有生命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动物性(die Tierheit)的禀赋、人作为一种既有生命又有理性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性(die personalität Menschheit)的禀赋和人作为一种既有理性又能够负责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格性(die )的禀赋。④如果说前两种禀赋之上还可以嫁接各种恶习(Laster),那么,为了人格性的禀赋是绝不可嫁接任何恶的东西的。⑤正如谢教授在文章中所引用的,康德还指出:“人身上所有这些禀赋都不仅仅(消极地)是善的(即它们与道德法则之间都没有冲突),而且都还是向善的禀赋(即它们都促使人们遵从道德法则)。”⑥这是明确指认人的原始(原初)禀赋具有善的性质。不仅如此,康德在第一篇总的附释“论重建向善的原初禀赋的力量”的第一段中,还明确指出:“如果这意味着,人被造就成为善的,那么,这意思无非是说,人被造就为向善的(zum Guten),人的原初禀赋是善的。”⑦

  显然,谢文郁教授正是依据康德的这些说法,而将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概括为“性善论”的。对谢教授来说,康德所说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本性,这个本性有别于他所理解的“本质”,是“纯善的”。

  那么,“质恶”说的文本依据又在哪里?康德在宗教学著作的第一篇中根本就没有谈到人的本质(das Wesen),而始终在谈人的本性(Natur),不论是向善的原始禀赋,还是普遍的趋恶倾向,他都是放在“人的本性”之中来理解和分析的。所以,当谢教授把康德有关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的论述视为“质恶”说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把这类的Natur当作“本质”而非“本性”来理解了。谢教授之所以坚持这样一种理解,主要依据的是康德在第一篇的引言中对人的本性所作的全新界定:“如果本性(Natur)这一术语(像通常那样)意味着出自自由的行动的根据的对立面,那么,它就与道德上的善或者恶这两个谓词是截然对立的。为了使人们不致马上对这一术语有反感,就必须说明,这里把人的本性仅仅理解为(遵从客观的道德法则)一般地运用人的自由的、先行于一切被察觉到的行为的主观根据,而不论这个主观的根据存在于什么地方。但是,这个主观的根据自身总又必须是一个自由行为(因为若不然,人的任性[Willkür]在道德法则方面的运用或者滥用,就不能归因于人,人心中的善或者恶也就不能叫做道德上的)。”⑧康德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如果我们要在道德上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则被我们所判断的人的本性就不应该是纯粹自然的东西,而应该是由人的自由行为所造就的东西,换言之,它应该是人为的而非自然的。只有人类自己的作为,才可以追究其道德责任,才可以对之作出道德上的善恶评价。这是康德讨论人的本性善恶问题的基本前提,他试图给出一个道德判断的条件:唯有人自己造就的本性才可以进行善恶评价。

  康德对人的具有善恶意义的本性所作出的新界定,并没有给谢教授提供直接的文本依据把康德着重考察的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概括为人的“本质”之恶。所以,要理解谢教授的“质恶”说,理解他对李秋零教授的译文的批评,我们从一开始就须要明白:谢教授对人的本性的理解,恰好就是康德所反对的那种通常的理解,即仅仅把非人为的自然的禀赋,或者人的自由意志完全不起作用的必然本性,当作人的本性,而康德所说的具有人为性的本性,在他看来只能作为“本质”出现,它是由人的“本性”所规定的、第二位的东西。

  谢文郁教授不是简单地依据《中庸》“天命之谓性”的说法来判定“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善之本性,�

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吗 ——对谢文郁教授《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的商榷
2019年10月10日 09:5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作者:舒远招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Is Kant’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The Human Being Is Good in Nature and Evil in Radical”? A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Xie Wenyu

  作者简介:舒远招,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哲学系教授。长沙 410082

  原发信息:《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京)2018年第20184期

  内容提要:谢文郁教授从奥古斯丁、路德的原罪—恩典思想传统出发,对康德的原罪思想展开分析。他依据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认为康德是性善论者,同时依据康德对人的本性的新界定,认为康德所说的“趋恶倾向”并非“本性之恶”,而是“本质之恶”(“质恶”),由此把康德宗教学著作中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善质恶”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具冲击性的新概括,但这一概括是建立在奥古斯丁、路德和康德之间的扭曲而错位的比较框架的基础上的,过于凸显了路德的“原罪”与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之间的对应关系,未能把康德的“趋恶倾向”说视为对路德原罪说的批判改造。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概括不是按照康德本人对入的本性的新界定而得出的,因而偏离了康德的基本思想。康德虽然肯定了人的原始向善禀赋是善的,但这种自然禀赋仅仅是人的善良本性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他所说的普遍趋恶倾向则是一种现实的、恶的本性,因此,就人的现实的、由人自己所造就的本性而言,康德恰好是一位性恶论者,尽管他也认为人的原始向善禀赋应该而且能够获得重建。谢文郁教授的解读固然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但也值得从方法论上加以反思。

  关键词:康德/人性善恶论/性善质恶

 

  人的本性究竟是善还是恶?这个人性善恶论的问题,一直是人性论研究的难题,存在诸多争议。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又与“人的本性是什么”这一前导问题紧密相关。对这两个问题,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βen Vernunft,1793)一书中,曾经从西方基督教神学的背景出发给出自己独具特色的回答。康德在这部著作中究竟是如何界定人的本性,并由此出发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的?这是康德研究者们一直关注的课题。

  在对康德人性善恶论的研究中,谢文郁教授在《哲学门》(总第16辑)上发表的《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提出了一种独创性的理解。该文提出:通过追踪奥古斯丁和路德的原罪概念,可以发现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第一篇中所提出的“向善的原始禀赋”概念,冲击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路德宗神学的原罪概念;康德放弃了基督教的恩典概念,因而有意回避了原罪概念,并通过对Natur(natura)的重新界定,用“性善质恶”说取代了基督教的原罪概念。换言之,该文反对把康德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恶论”,而是在指认它否定了原罪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它可以用“性善质恶”说来加以概括。在谢教授看来,康德宗教学一书有关人性善恶论的基本观点是:“人的禀赋是善的,但是人的本质则是恶的。”①这就是他的“性善质恶”说。

  谢文郁教授还从自己所理解的“性善质恶”说出发,支持《哲学门》同一册上所载邹晓东的文章对李秋零教授一些译文的批评。②他和邹晓东一样认为,康德对Natur(natura)作出了新的界定,该词在康德这里应该是“本质”而非“本性”,因此,李秋零教授将其翻译为“本性”是错误的。同样,Der Mensch ist von Natur böse这个句子,也应该翻译为“人本质上是恶的”,而不该译为“人天生是恶的”。对谢文郁教授而言,康德虽然肯定了人后天的本质是恶的,但没有把人的本性理解为恶的,恰恰相反,他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代表了人的本性之善。

  笔者看到,李秋零教授在回应邹晓东的文章的附言中,对谢教授所主张的Natur不具有遗传性和天生性的观点展开了有力反驳,认为康德所说的本性(普遍的趋恶倾向)虽然不具有遗传性,但依然具有天生性。他还明确表示,对于谢教授把Natur译为“本质”,以及谢教授“性善质恶”的概括,“依然无法接受”。笔者赞同李秋零教授的观点,但鉴于谢文郁教授的“性善质恶”说具有很大的冲击性,而且迄今他一直坚持这一看法,故特意撰写此文,向谢文郁教授请教。

  一、“性善质恶”说的主要立论依据

  谢文郁教授之所以得出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的结论,从表面上看,是有一些文本依据的。

  先看看“性善”的方面。正如谢教授所指出的,康德确实肯定了人的本性中具有“向善的原始禀赋”(die ursprüngliche Anlage zum Guten),③包括人作为一种有生命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动物性(die Tierheit)的禀赋、人作为一种既有生命又有理性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性(die personalität Menschheit)的禀赋和人作为一种既有理性又能够负责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格性(die )的禀赋。④如果说前两种禀赋之上还可以嫁接各种恶习(Laster),那么,为了人格性的禀赋是绝不可嫁接任何恶的东西的。⑤正如谢教授在文章中所引用的,康德还指出:“人身上所有这些禀赋都不仅仅(消极地)是善的(即它们与道德法则之间都没有冲突),而且都还是向善的禀赋(即它们都促使人们遵从道德法则)。”⑥这是明确指认人的原始(原初)禀赋具有善的性质。不仅如此,康德在第一篇总的附释“论重建向善的原初禀赋的力量”的第一段中,还明确指出:“如果这意味着,人被造就成为善的,那么,这意思无非是说,人被造就为向善的(zum Guten),人的原初禀赋是善的。”⑦

  显然,谢文郁教授正是依据康德的这些说法,而将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概括为“性善论”的。对谢教授来说,康德所说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本性,这个本性有别于他所理解的“本质”,是“纯善的”。

  那么,“质恶”说的文本依据又在哪里?康德在宗教学著作的第一篇中根本就没有谈到人的本质(das Wesen),而始终在谈人的本性(Natur),不论是向善的原始禀赋,还是普遍的趋恶倾向,他都是放在“人的本性”之中来理解和分析的。所以,当谢教授把康德有关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的论述视为“质恶”说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把这类的Natur当作“本质”而非“本性”来理解了。谢教授之所以坚持这样一种理解,主要依据的是康德在第一篇的引言中对人的本性所作的全新界定:“如果本性(Natur)这一术语(像通常那样)意味着出自自由的行动的根据的对立面,那么,它就与道德上的善或者恶这两个谓词是截然对立的。为了使人们不致马上对这一术语有反感,就必须说明,这里把人的本性仅仅理解为(遵从客观的道德法则)一般地运用人的自由的、先行于一切被察觉到的行为的主观根据,而不论这个主观的根据存在于什么地方。但是,这个主观的根据自身总又必须是一个自由行为(因为若不然,人的任性[Willkür]在道德法则方面的运用或者滥用,就不能归因于人,人心中的善或者恶也就不能叫做道德上的)。”⑧康德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如果我们要在道德上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则被我们所判断的人的本性就不应该是纯粹自然的东西,而应该是由人的自由行为所造就的东西,换言之,它应该是人为的而非自然的。只有人类自己的作为,才可以追究其道德责任,才可以对之作出道德上的善恶评价。这是康德讨论人的本性善恶问题的基本前提,他试图给出一个道德判断的条件:唯有人自己造就的本性才可以进行善恶评价。

  康德对人的具有善恶意义的本性所作出的新界定,并没有给谢教授提供直接的文本依据把康德着重考察的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概括为人的“本质”之恶。所以,要理解谢教授的“质恶”说,理解他对李秋零教授的译文的批评,我们从一开始就须要明白:谢教授对人的本性的理解,恰好就是康德所反对的那种通常的理解,即仅仅把非人为的自然的禀赋,或者人的自由意志完全不起作用的必然本性,当作人的本性,而康德所说的具有人为性的本性,在他看来只能作为“本质”出现,它是由人的“本性”所规定的、第二位的东西。

  谢文郁教授不是简单地依据《中庸》“天命之谓性”的说法来判定“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善之本性,�

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吗 ——对谢文郁教授《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的商榷
2019年10月10日 09:5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作者:舒远招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Is Kant’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The Human Being Is Good in Nature and Evil in Radical”? A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Xie Wenyu

  作者简介:舒远招,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哲学系教授。长沙 410082

  原发信息:《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京)2018年第20184期

  内容提要:谢文郁教授从奥古斯丁、路德的原罪—恩典思想传统出发,对康德的原罪思想展开分析。他依据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认为康德是性善论者,同时依据康德对人的本性的新界定,认为康德所说的“趋恶倾向”并非“本性之恶”,而是“本质之恶”(“质恶”),由此把康德宗教学著作中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善质恶”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具冲击性的新概括,但这一概括是建立在奥古斯丁、路德和康德之间的扭曲而错位的比较框架的基础上的,过于凸显了路德的“原罪”与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之间的对应关系,未能把康德的“趋恶倾向”说视为对路德原罪说的批判改造。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概括不是按照康德本人对入的本性的新界定而得出的,因而偏离了康德的基本思想。康德虽然肯定了人的原始向善禀赋是善的,但这种自然禀赋仅仅是人的善良本性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他所说的普遍趋恶倾向则是一种现实的、恶的本性,因此,就人的现实的、由人自己所造就的本性而言,康德恰好是一位性恶论者,尽管他也认为人的原始向善禀赋应该而且能够获得重建。谢文郁教授的解读固然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但也值得从方法论上加以反思。

  关键词:康德/人性善恶论/性善质恶

 

  人的本性究竟是善还是恶?这个人性善恶论的问题,一直是人性论研究的难题,存在诸多争议。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又与“人的本性是什么”这一前导问题紧密相关。对这两个问题,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βen Vernunft,1793)一书中,曾经从西方基督教神学的背景出发给出自己独具特色的回答。康德在这部著作中究竟是如何界定人的本性,并由此出发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的?这是康德研究者们一直关注的课题。

  在对康德人性善恶论的研究中,谢文郁教授在《哲学门》(总第16辑)上发表的《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提出了一种独创性的理解。该文提出:通过追踪奥古斯丁和路德的原罪概念,可以发现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第一篇中所提出的“向善的原始禀赋”概念,冲击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路德宗神学的原罪概念;康德放弃了基督教的恩典概念,因而有意回避了原罪概念,并通过对Natur(natura)的重新界定,用“性善质恶”说取代了基督教的原罪概念。换言之,该文反对把康德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恶论”,而是在指认它否定了原罪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它可以用“性善质恶”说来加以概括。在谢教授看来,康德宗教学一书有关人性善恶论的基本观点是:“人的禀赋是善的,但是人的本质则是恶的。”①这就是他的“性善质恶”说。

  谢文郁教授还从自己所理解的“性善质恶”说出发,支持《哲学门》同一册上所载邹晓东的文章对李秋零教授一些译文的批评。②他和邹晓东一样认为,康德对Natur(natura)作出了新的界定,该词在康德这里应该是“本质”而非“本性”,因此,李秋零教授将其翻译为“本性”是错误的。同样,Der Mensch ist von Natur böse这个句子,也应该翻译为“人本质上是恶的”,而不该译为“人天生是恶的”。对谢文郁教授而言,康德虽然肯定了人后天的本质是恶的,但没有把人的本性理解为恶的,恰恰相反,他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代表了人的本性之善。

  笔者看到,李秋零教授在回应邹晓东的文章的附言中,对谢教授所主张的Natur不具有遗传性和天生性的观点展开了有力反驳,认为康德所说的本性(普遍的趋恶倾向)虽然不具有遗传性,但依然具有天生性。他还明确表示,对于谢教授把Natur译为“本质”,以及谢教授“性善质恶”的概括,“依然无法接受”。笔者赞同李秋零教授的观点,但鉴于谢文郁教授的“性善质恶”说具有很大的冲击性,而且迄今他一直坚持这一看法,故特意撰写此文,向谢文郁教授请教。

  一、“性善质恶”说的主要立论依据

  谢文郁教授之所以得出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的结论,从表面上看,是有一些文本依据的。

  先看看“性善”的方面。正如谢教授所指出的,康德确实肯定了人的本性中具有“向善的原始禀赋”(die ursprüngliche Anlage zum Guten),③包括人作为一种有生命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动物性(die Tierheit)的禀赋、人作为一种既有生命又有理性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性(die personalität Menschheit)的禀赋和人作为一种既有理性又能够负责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格性(die )的禀赋。④如果说前两种禀赋之上还可以嫁接各种恶习(Laster),那么,为了人格性的禀赋是绝不可嫁接任何恶的东西的。⑤正如谢教授在文章中所引用的,康德还指出:“人身上所有这些禀赋都不仅仅(消极地)是善的(即它们与道德法则之间都没有冲突),而且都还是向善的禀赋(即它们都促使人们遵从道德法则)。”⑥这是明确指认人的原始(原初)禀赋具有善的性质。不仅如此,康德在第一篇总的附释“论重建向善的原初禀赋的力量”的第一段中,还明确指出:“如果这意味着,人被造就成为善的,那么,这意思无非是说,人被造就为向善的(zum Guten),人的原初禀赋是善的。”⑦

  显然,谢文郁教授正是依据康德的这些说法,而将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概括为“性善论”的。对谢教授来说,康德所说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本性,这个本性有别于他所理解的“本质”,是“纯善的”。

  那么,“质恶”说的文本依据又在哪里?康德在宗教学著作的第一篇中根本就没有谈到人的本质(das Wesen),而始终在谈人的本性(Natur),不论是向善的原始禀赋,还是普遍的趋恶倾向,他都是放在“人的本性”之中来理解和分析的。所以,当谢教授把康德有关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的论述视为“质恶”说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把这类的Natur当作“本质”而非“本性”来理解了。谢教授之所以坚持这样一种理解,主要依据的是康德在第一篇的引言中对人的本性所作的全新界定:“如果本性(Natur)这一术语(像通常那样)意味着出自自由的行动的根据的对立面,那么,它就与道德上的善或者恶这两个谓词是截然对立的。为了使人们不致马上对这一术语有反感,就必须说明,这里把人的本性仅仅理解为(遵从客观的道德法则)一般地运用人的自由的、先行于一切被察觉到的行为的主观根据,而不论这个主观的根据存在于什么地方。但是,这个主观的根据自身总又必须是一个自由行为(因为若不然,人的任性[Willkür]在道德法则方面的运用或者滥用,就不能归因于人,人心中的善或者恶也就不能叫做道德上的)。”⑧康德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如果我们要在道德上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则被我们所判断的人的本性就不应该是纯粹自然的东西,而应该是由人的自由行为所造就的东西,换言之,它应该是人为的而非自然的。只有人类自己的作为,才可以追究其道德责任,才可以对之作出道德上的善恶评价。这是康德讨论人的本性善恶问题的基本前提,他试图给出一个道德判断的条件:唯有人自己造就的本性才可以进行善恶评价。

  康德对人的具有善恶意义的本性所作出的新界定,并没有给谢教授提供直接的文本依据把康德着重考察的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概括为人的“本质”之恶。所以,要理解谢教授的“质恶”说,理解他对李秋零教授的译文的批评,我们从一开始就须要明白:谢教授对人的本性的理解,恰好就是康德所反对的那种通常的理解,即仅仅把非人为的自然的禀赋,或者人的自由意志完全不起作用的必然本性,当作人的本性,而康德所说的具有人为性的本性,在他看来只能作为“本质”出现,它是由人的“本性”所规定的、第二位的东西。

  谢文郁教授不是简单地依据《中庸》“天命之谓性”的说法来判定“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善之本性,�

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吗 ——对谢文郁教授《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的商榷
2019年10月10日 09:5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作者:舒远招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Is Kant’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The Human Being Is Good in Nature and Evil in Radical”? A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Xie Wenyu

  作者简介:舒远招,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哲学系教授。长沙 410082

  原发信息:《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京)2018年第20184期

  内容提要:谢文郁教授从奥古斯丁、路德的原罪—恩典思想传统出发,对康德的原罪思想展开分析。他依据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认为康德是性善论者,同时依据康德对人的本性的新界定,认为康德所说的“趋恶倾向”并非“本性之恶”,而是“本质之恶”(“质恶”),由此把康德宗教学著作中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善质恶”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具冲击性的新概括,但这一概括是建立在奥古斯丁、路德和康德之间的扭曲而错位的比较框架的基础上的,过于凸显了路德的“原罪”与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之间的对应关系,未能把康德的“趋恶倾向”说视为对路德原罪说的批判改造。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概括不是按照康德本人对入的本性的新界定而得出的,因而偏离了康德的基本思想。康德虽然肯定了人的原始向善禀赋是善的,但这种自然禀赋仅仅是人的善良本性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他所说的普遍趋恶倾向则是一种现实的、恶的本性,因此,就人的现实的、由人自己所造就的本性而言,康德恰好是一位性恶论者,尽管他也认为人的原始向善禀赋应该而且能够获得重建。谢文郁教授的解读固然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但也值得从方法论上加以反思。

  关键词:康德/人性善恶论/性善质恶

 

  人的本性究竟是善还是恶?这个人性善恶论的问题,一直是人性论研究的难题,存在诸多争议。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又与“人的本性是什么”这一前导问题紧密相关。对这两个问题,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βen Vernunft,1793)一书中,曾经从西方基督教神学的背景出发给出自己独具特色的回答。康德在这部著作中究竟是如何界定人的本性,并由此出发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的?这是康德研究者们一直关注的课题。

  在对康德人性善恶论的研究中,谢文郁教授在《哲学门》(总第16辑)上发表的《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提出了一种独创性的理解。该文提出:通过追踪奥古斯丁和路德的原罪概念,可以发现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第一篇中所提出的“向善的原始禀赋”概念,冲击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路德宗神学的原罪概念;康德放弃了基督教的恩典概念,因而有意回避了原罪概念,并通过对Natur(natura)的重新界定,用“性善质恶”说取代了基督教的原罪概念。换言之,该文反对把康德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恶论”,而是在指认它否定了原罪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它可以用“性善质恶”说来加以概括。在谢教授看来,康德宗教学一书有关人性善恶论的基本观点是:“人的禀赋是善的,但是人的本质则是恶的。”①这就是他的“性善质恶”说。

  谢文郁教授还从自己所理解的“性善质恶”说出发,支持《哲学门》同一册上所载邹晓东的文章对李秋零教授一些译文的批评。②他和邹晓东一样认为,康德对Natur(natura)作出了新的界定,该词在康德这里应该是“本质”而非“本性”,因此,李秋零教授将其翻译为“本性”是错误的。同样,Der Mensch ist von Natur böse这个句子,也应该翻译为“人本质上是恶的”,而不该译为“人天生是恶的”。对谢文郁教授而言,康德虽然肯定了人后天的本质是恶的,但没有把人的本性理解为恶的,恰恰相反,他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代表了人的本性之善。

  笔者看到,李秋零教授在回应邹晓东的文章的附言中,对谢教授所主张的Natur不具有遗传性和天生性的观点展开了有力反驳,认为康德所说的本性(普遍的趋恶倾向)虽然不具有遗传性,但依然具有天生性。他还明确表示,对于谢教授把Natur译为“本质”,以及谢教授“性善质恶”的概括,“依然无法接受”。笔者赞同李秋零教授的观点,但鉴于谢文郁教授的“性善质恶”说具有很大的冲击性,而且迄今他一直坚持这一看法,故特意撰写此文,向谢文郁教授请教。

  一、“性善质恶”说的主要立论依据

  谢文郁教授之所以得出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的结论,从表面上看,是有一些文本依据的。

  先看看“性善”的方面。正如谢教授所指出的,康德确实肯定了人的本性中具有“向善的原始禀赋”(die ursprüngliche Anlage zum Guten),③包括人作为一种有生命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动物性(die Tierheit)的禀赋、人作为一种既有生命又有理性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性(die personalität Menschheit)的禀赋和人作为一种既有理性又能够负责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格性(die )的禀赋。④如果说前两种禀赋之上还可以嫁接各种恶习(Laster),那么,为了人格性的禀赋是绝不可嫁接任何恶的东西的。⑤正如谢教授在文章中所引用的,康德还指出:“人身上所有这些禀赋都不仅仅(消极地)是善的(即它们与道德法则之间都没有冲突),而且都还是向善的禀赋(即它们都促使人们遵从道德法则)。”⑥这是明确指认人的原始(原初)禀赋具有善的性质。不仅如此,康德在第一篇总的附释“论重建向善的原初禀赋的力量”的第一段中,还明确指出:“如果这意味着,人被造就成为善的,那么,这意思无非是说,人被造就为向善的(zum Guten),人的原初禀赋是善的。”⑦

  显然,谢文郁教授正是依据康德的这些说法,而将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概括为“性善论”的。对谢教授来说,康德所说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本性,这个本性有别于他所理解的“本质”,是“纯善的”。

  那么,“质恶”说的文本依据又在哪里?康德在宗教学著作的第一篇中根本就没有谈到人的本质(das Wesen),而始终在谈人的本性(Natur),不论是向善的原始禀赋,还是普遍的趋恶倾向,他都是放在“人的本性”之中来理解和分析的。所以,当谢教授把康德有关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的论述视为“质恶”说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把这类的Natur当作“本质”而非“本性”来理解了。谢教授之所以坚持这样一种理解,主要依据的是康德在第一篇的引言中对人的本性所作的全新界定:“如果本性(Natur)这一术语(像通常那样)意味着出自自由的行动的根据的对立面,那么,它就与道德上的善或者恶这两个谓词是截然对立的。为了使人们不致马上对这一术语有反感,就必须说明,这里把人的本性仅仅理解为(遵从客观的道德法则)一般地运用人的自由的、先行于一切被察觉到的行为的主观根据,而不论这个主观的根据存在于什么地方。但是,这个主观的根据自身总又必须是一个自由行为(因为若不然,人的任性[Willkür]在道德法则方面的运用或者滥用,就不能归因于人,人心中的善或者恶也就不能叫做道德上的)。”⑧康德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如果我们要在道德上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则被我们所判断的人的本性就不应该是纯粹自然的东西,而应该是由人的自由行为所造就的东西,换言之,它应该是人为的而非自然的。只有人类自己的作为,才可以追究其道德责任,才可以对之作出道德上的善恶评价。这是康德讨论人的本性善恶问题的基本前提,他试图给出一个道德判断的条件:唯有人自己造就的本性才可以进行善恶评价。

  康德对人的具有善恶意义的本性所作出的新界定,并没有给谢教授提供直接的文本依据把康德着重考察的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概括为人的“本质”之恶。所以,要理解谢教授的“质恶”说,理解他对李秋零教授的译文的批评,我们从一开始就须要明白:谢教授对人的本性的理解,恰好就是康德所反对的那种通常的理解,即仅仅把非人为的自然的禀赋,或者人的自由意志完全不起作用的必然本性,当作人的本性,而康德所说的具有人为性的本性,在他看来只能作为“本质”出现,它是由人的“本性”所规定的、第二位的东西。

  谢文郁教授不是简单地依据《中庸》“天命之谓性”的说法来判定“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善之本性,�

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吗 ——对谢文郁教授《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的商榷
2019年10月10日 09:5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作者:舒远招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Is Kant’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The Human Being Is Good in Nature and Evil in Radical”? A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Xie Wenyu

  作者简介:舒远招,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哲学系教授。长沙 410082

  原发信息:《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京)2018年第20184期

  内容提要:谢文郁教授从奥古斯丁、路德的原罪—恩典思想传统出发,对康德的原罪思想展开分析。他依据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认为康德是性善论者,同时依据康德对人的本性的新界定,认为康德所说的“趋恶倾向”并非“本性之恶”,而是“本质之恶”(“质恶”),由此把康德宗教学著作中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善质恶”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具冲击性的新概括,但这一概括是建立在奥古斯丁、路德和康德之间的扭曲而错位的比较框架的基础上的,过于凸显了路德的“原罪”与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之间的对应关系,未能把康德的“趋恶倾向”说视为对路德原罪说的批判改造。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概括不是按照康德本人对入的本性的新界定而得出的,因而偏离了康德的基本思想。康德虽然肯定了人的原始向善禀赋是善的,但这种自然禀赋仅仅是人的善良本性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他所说的普遍趋恶倾向则是一种现实的、恶的本性,因此,就人的现实的、由人自己所造就的本性而言,康德恰好是一位性恶论者,尽管他也认为人的原始向善禀赋应该而且能够获得重建。谢文郁教授的解读固然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但也值得从方法论上加以反思。

  关键词:康德/人性善恶论/性善质恶

 

  人的本性究竟是善还是恶?这个人性善恶论的问题,一直是人性论研究的难题,存在诸多争议。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又与“人的本性是什么”这一前导问题紧密相关。对这两个问题,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βen Vernunft,1793)一书中,曾经从西方基督教神学的背景出发给出自己独具特色的回答。康德在这部著作中究竟是如何界定人的本性,并由此出发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的?这是康德研究者们一直关注的课题。

  在对康德人性善恶论的研究中,谢文郁教授在《哲学门》(总第16辑)上发表的《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提出了一种独创性的理解。该文提出:通过追踪奥古斯丁和路德的原罪概念,可以发现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第一篇中所提出的“向善的原始禀赋”概念,冲击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路德宗神学的原罪概念;康德放弃了基督教的恩典概念,因而有意回避了原罪概念,并通过对Natur(natura)的重新界定,用“性善质恶”说取代了基督教的原罪概念。换言之,该文反对把康德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恶论”,而是在指认它否定了原罪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它可以用“性善质恶”说来加以概括。在谢教授看来,康德宗教学一书有关人性善恶论的基本观点是:“人的禀赋是善的,但是人的本质则是恶的。”①这就是他的“性善质恶”说。

  谢文郁教授还从自己所理解的“性善质恶”说出发,支持《哲学门》同一册上所载邹晓东的文章对李秋零教授一些译文的批评。②他和邹晓东一样认为,康德对Natur(natura)作出了新的界定,该词在康德这里应该是“本质”而非“本性”,因此,李秋零教授将其翻译为“本性”是错误的。同样,Der Mensch ist von Natur böse这个句子,也应该翻译为“人本质上是恶的”,而不该译为“人天生是恶的”。对谢文郁教授而言,康德虽然肯定了人后天的本质是恶的,但没有把人的本性理解为恶的,恰恰相反,他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代表了人的本性之善。

  笔者看到,李秋零教授在回应邹晓东的文章的附言中,对谢教授所主张的Natur不具有遗传性和天生性的观点展开了有力反驳,认为康德所说的本性(普遍的趋恶倾向)虽然不具有遗传性,但依然具有天生性。他还明确表示,对于谢教授把Natur译为“本质”,以及谢教授“性善质恶”的概括,“依然无法接受”。笔者赞同李秋零教授的观点,但鉴于谢文郁教授的“性善质恶”说具有很大的冲击性,而且迄今他一直坚持这一看法,故特意撰写此文,向谢文郁教授请教。

  一、“性善质恶”说的主要立论依据

  谢文郁教授之所以得出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的结论,从表面上看,是有一些文本依据的。

  先看看“性善”的方面。正如谢教授所指出的,康德确实肯定了人的本性中具有“向善的原始禀赋”(die ursprüngliche Anlage zum Guten),③包括人作为一种有生命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动物性(die Tierheit)的禀赋、人作为一种既有生命又有理性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性(die personalität Menschheit)的禀赋和人作为一种既有理性又能够负责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格性(die )的禀赋。④如果说前两种禀赋之上还可以嫁接各种恶习(Laster),那么,为了人格性的禀赋是绝不可嫁接任何恶的东西的。⑤正如谢教授在文章中所引用的,康德还指出:“人身上所有这些禀赋都不仅仅(消极地)是善的(即它们与道德法则之间都没有冲突),而且都还是向善的禀赋(即它们都促使人们遵从道德法则)。”⑥这是明确指认人的原始(原初)禀赋具有善的性质。不仅如此,康德在第一篇总的附释“论重建向善的原初禀赋的力量”的第一段中,还明确指出:“如果这意味着,人被造就成为善的,那么,这意思无非是说,人被造就为向善的(zum Guten),人的原初禀赋是善的。”⑦

  显然,谢文郁教授正是依据康德的这些说法,而将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概括为“性善论”的。对谢教授来说,康德所说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本性,这个本性有别于他所理解的“本质”,是“纯善的”。

  那么,“质恶”说的文本依据又在哪里?康德在宗教学著作的第一篇中根本就没有谈到人的本质(das Wesen),而始终在谈人的本性(Natur),不论是向善的原始禀赋,还是普遍的趋恶倾向,他都是放在“人的本性”之中来理解和分析的。所以,当谢教授把康德有关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的论述视为“质恶”说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把这类的Natur当作“本质”而非“本性”来理解了。谢教授之所以坚持这样一种理解,主要依据的是康德在第一篇的引言中对人的本性所作的全新界定:“如果本性(Natur)这一术语(像通常那样)意味着出自自由的行动的根据的对立面,那么,它就与道德上的善或者恶这两个谓词是截然对立的。为了使人们不致马上对这一术语有反感,就必须说明,这里把人的本性仅仅理解为(遵从客观的道德法则)一般地运用人的自由的、先行于一切被察觉到的行为的主观根据,而不论这个主观的根据存在于什么地方。但是,这个主观的根据自身总又必须是一个自由行为(因为若不然,人的任性[Willkür]在道德法则方面的运用或者滥用,就不能归因于人,人心中的善或者恶也就不能叫做道德上的)。”⑧康德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如果我们要在道德上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则被我们所判断的人的本性就不应该是纯粹自然的东西,而应该是由人的自由行为所造就的东西,换言之,它应该是人为的而非自然的。只有人类自己的作为,才可以追究其道德责任,才可以对之作出道德上的善恶评价。这是康德讨论人的本性善恶问题的基本前提,他试图给出一个道德判断的条件:唯有人自己造就的本性才可以进行善恶评价。

  康德对人的具有善恶意义的本性所作出的新界定,并没有给谢教授提供直接的文本依据把康德着重考察的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概括为人的“本质”之恶。所以,要理解谢教授的“质恶”说,理解他对李秋零教授的译文的批评,我们从一开始就须要明白:谢教授对人的本性的理解,恰好就是康德所反对的那种通常的理解,即仅仅把非人为的自然的禀赋,或者人的自由意志完全不起作用的必然本性,当作人的本性,而康德所说的具有人为性的本性,在他看来只能作为“本质”出现,它是由人的“本性”所规定的、第二位的东西。

  谢文郁教授不是简单地依据《中庸》“天命之谓性”的说法来判定“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善之本性,�

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吗 ——对谢文郁教授《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的商榷
2019年10月10日 09:5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作者:舒远招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Is Kant’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The Human Being Is Good in Nature and Evil in Radical”? A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Xie Wenyu

  作者简介:舒远招,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哲学系教授。长沙 410082

  原发信息:《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京)2018年第20184期

  内容提要:谢文郁教授从奥古斯丁、路德的原罪—恩典思想传统出发,对康德的原罪思想展开分析。他依据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认为康德是性善论者,同时依据康德对人的本性的新界定,认为康德所说的“趋恶倾向”并非“本性之恶”,而是“本质之恶”(“质恶”),由此把康德宗教学著作中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善质恶”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具冲击性的新概括,但这一概括是建立在奥古斯丁、路德和康德之间的扭曲而错位的比较框架的基础上的,过于凸显了路德的“原罪”与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之间的对应关系,未能把康德的“趋恶倾向”说视为对路德原罪说的批判改造。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概括不是按照康德本人对入的本性的新界定而得出的,因而偏离了康德的基本思想。康德虽然肯定了人的原始向善禀赋是善的,但这种自然禀赋仅仅是人的善良本性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他所说的普遍趋恶倾向则是一种现实的、恶的本性,因此,就人的现实的、由人自己所造就的本性而言,康德恰好是一位性恶论者,尽管他也认为人的原始向善禀赋应该而且能够获得重建。谢文郁教授的解读固然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但也值得从方法论上加以反思。

  关键词:康德/人性善恶论/性善质恶

 

  人的本性究竟是善还是恶?这个人性善恶论的问题,一直是人性论研究的难题,存在诸多争议。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又与“人的本性是什么”这一前导问题紧密相关。对这两个问题,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βen Vernunft,1793)一书中,曾经从西方基督教神学的背景出发给出自己独具特色的回答。康德在这部著作中究竟是如何界定人的本性,并由此出发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的?这是康德研究者们一直关注的课题。

  在对康德人性善恶论的研究中,谢文郁教授在《哲学门》(总第16辑)上发表的《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提出了一种独创性的理解。该文提出:通过追踪奥古斯丁和路德的原罪概念,可以发现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第一篇中所提出的“向善的原始禀赋”概念,冲击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路德宗神学的原罪概念;康德放弃了基督教的恩典概念,因而有意回避了原罪概念,并通过对Natur(natura)的重新界定,用“性善质恶”说取代了基督教的原罪概念。换言之,该文反对把康德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恶论”,而是在指认它否定了原罪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它可以用“性善质恶”说来加以概括。在谢教授看来,康德宗教学一书有关人性善恶论的基本观点是:“人的禀赋是善的,但是人的本质则是恶的。”①这就是他的“性善质恶”说。

  谢文郁教授还从自己所理解的“性善质恶”说出发,支持《哲学门》同一册上所载邹晓东的文章对李秋零教授一些译文的批评。②他和邹晓东一样认为,康德对Natur(natura)作出了新的界定,该词在康德这里应该是“本质”而非“本性”,因此,李秋零教授将其翻译为“本性”是错误的。同样,Der Mensch ist von Natur böse这个句子,也应该翻译为“人本质上是恶的”,而不该译为“人天生是恶的”。对谢文郁教授而言,康德虽然肯定了人后天的本质是恶的,但没有把人的本性理解为恶的,恰恰相反,他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代表了人的本性之善。

  笔者看到,李秋零教授在回应邹晓东的文章的附言中,对谢教授所主张的Natur不具有遗传性和天生性的观点展开了有力反驳,认为康德所说的本性(普遍的趋恶倾向)虽然不具有遗传性,但依然具有天生性。他还明确表示,对于谢教授把Natur译为“本质”,以及谢教授“性善质恶”的概括,“依然无法接受”。笔者赞同李秋零教授的观点,但鉴于谢文郁教授的“性善质恶”说具有很大的冲击性,而且迄今他一直坚持这一看法,故特意撰写此文,向谢文郁教授请教。

  一、“性善质恶”说的主要立论依据

  谢文郁教授之所以得出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的结论,从表面上看,是有一些文本依据的。

  先看看“性善”的方面。正如谢教授所指出的,康德确实肯定了人的本性中具有“向善的原始禀赋”(die ursprüngliche Anlage zum Guten),③包括人作为一种有生命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动物性(die Tierheit)的禀赋、人作为一种既有生命又有理性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性(die personalität Menschheit)的禀赋和人作为一种既有理性又能够负责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格性(die )的禀赋。④如果说前两种禀赋之上还可以嫁接各种恶习(Laster),那么,为了人格性的禀赋是绝不可嫁接任何恶的东西的。⑤正如谢教授在文章中所引用的,康德还指出:“人身上所有这些禀赋都不仅仅(消极地)是善的(即它们与道德法则之间都没有冲突),而且都还是向善的禀赋(即它们都促使人们遵从道德法则)。”⑥这是明确指认人的原始(原初)禀赋具有善的性质。不仅如此,康德在第一篇总的附释“论重建向善的原初禀赋的力量”的第一段中,还明确指出:“如果这意味着,人被造就成为善的,那么,这意思无非是说,人被造就为向善的(zum Guten),人的原初禀赋是善的。”⑦

  显然,谢文郁教授正是依据康德的这些说法,而将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概括为“性善论”的。对谢教授来说,康德所说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本性,这个本性有别于他所理解的“本质”,是“纯善的”。

  那么,“质恶”说的文本依据又在哪里?康德在宗教学著作的第一篇中根本就没有谈到人的本质(das Wesen),而始终在谈人的本性(Natur),不论是向善的原始禀赋,还是普遍的趋恶倾向,他都是放在“人的本性”之中来理解和分析的。所以,当谢教授把康德有关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的论述视为“质恶”说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把这类的Natur当作“本质”而非“本性”来理解了。谢教授之所以坚持这样一种理解,主要依据的是康德在第一篇的引言中对人的本性所作的全新界定:“如果本性(Natur)这一术语(像通常那样)意味着出自自由的行动的根据的对立面,那么,它就与道德上的善或者恶这两个谓词是截然对立的。为了使人们不致马上对这一术语有反感,就必须说明,这里把人的本性仅仅理解为(遵从客观的道德法则)一般地运用人的自由的、先行于一切被察觉到的行为的主观根据,而不论这个主观的根据存在于什么地方。但是,这个主观的根据自身总又必须是一个自由行为(因为若不然,人的任性[Willkür]在道德法则方面的运用或者滥用,就不能归因于人,人心中的善或者恶也就不能叫做道德上的)。”⑧康德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如果我们要在道德上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则被我们所判断的人的本性就不应该是纯粹自然的东西,而应该是由人的自由行为所造就的东西,换言之,它应该是人为的而非自然的。只有人类自己的作为,才可以追究其道德责任,才可以对之作出道德上的善恶评价。这是康德讨论人的本性善恶问题的基本前提,他试图给出一个道德判断的条件:唯有人自己造就的本性才可以进行善恶评价。

  康德对人的具有善恶意义的本性所作出的新界定,并没有给谢教授提供直接的文本依据把康德着重考察的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概括为人的“本质”之恶。所以,要理解谢教授的“质恶”说,理解他对李秋零教授的译文的批评,我们从一开始就须要明白:谢教授对人的本性的理解,恰好就是康德所反对的那种通常的理解,即仅仅把非人为的自然的禀赋,或者人的自由意志完全不起作用的必然本性,当作人的本性,而康德所说的具有人为性的本性,在他看来只能作为“本质”出现,它是由人的“本性”所规定的、第二位的东西。

  谢文郁教授不是简单地依据《中庸》“天命之谓性”的说法来判定“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善之本性,�

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吗 ——对谢文郁教授《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的商榷
2019年10月10日 09:5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作者:舒远招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Is Kant’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The Human Being Is Good in Nature and Evil in Radical”? A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Xie Wenyu

  作者简介:舒远招,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哲学系教授。长沙 410082

  原发信息:《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京)2018年第20184期

  内容提要:谢文郁教授从奥古斯丁、路德的原罪—恩典思想传统出发,对康德的原罪思想展开分析。他依据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认为康德是性善论者,同时依据康德对人的本性的新界定,认为康德所说的“趋恶倾向”并非“本性之恶”,而是“本质之恶”(“质恶”),由此把康德宗教学著作中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善质恶”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具冲击性的新概括,但这一概括是建立在奥古斯丁、路德和康德之间的扭曲而错位的比较框架的基础上的,过于凸显了路德的“原罪”与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之间的对应关系,未能把康德的“趋恶倾向”说视为对路德原罪说的批判改造。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概括不是按照康德本人对入的本性的新界定而得出的,因而偏离了康德的基本思想。康德虽然肯定了人的原始向善禀赋是善的,但这种自然禀赋仅仅是人的善良本性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他所说的普遍趋恶倾向则是一种现实的、恶的本性,因此,就人的现实的、由人自己所造就的本性而言,康德恰好是一位性恶论者,尽管他也认为人的原始向善禀赋应该而且能够获得重建。谢文郁教授的解读固然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但也值得从方法论上加以反思。

  关键词:康德/人性善恶论/性善质恶

 

  人的本性究竟是善还是恶?这个人性善恶论的问题,一直是人性论研究的难题,存在诸多争议。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又与“人的本性是什么”这一前导问题紧密相关。对这两个问题,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βen Vernunft,1793)一书中,曾经从西方基督教神学的背景出发给出自己独具特色的回答。康德在这部著作中究竟是如何界定人的本性,并由此出发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的?这是康德研究者们一直关注的课题。

  在对康德人性善恶论的研究中,谢文郁教授在《哲学门》(总第16辑)上发表的《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提出了一种独创性的理解。该文提出:通过追踪奥古斯丁和路德的原罪概念,可以发现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第一篇中所提出的“向善的原始禀赋”概念,冲击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路德宗神学的原罪概念;康德放弃了基督教的恩典概念,因而有意回避了原罪概念,并通过对Natur(natura)的重新界定,用“性善质恶”说取代了基督教的原罪概念。换言之,该文反对把康德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恶论”,而是在指认它否定了原罪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它可以用“性善质恶”说来加以概括。在谢教授看来,康德宗教学一书有关人性善恶论的基本观点是:“人的禀赋是善的,但是人的本质则是恶的。”①这就是他的“性善质恶”说。

  谢文郁教授还从自己所理解的“性善质恶”说出发,支持《哲学门》同一册上所载邹晓东的文章对李秋零教授一些译文的批评。②他和邹晓东一样认为,康德对Natur(natura)作出了新的界定,该词在康德这里应该是“本质”而非“本性”,因此,李秋零教授将其翻译为“本性”是错误的。同样,Der Mensch ist von Natur böse这个句子,也应该翻译为“人本质上是恶的”,而不该译为“人天生是恶的”。对谢文郁教授而言,康德虽然肯定了人后天的本质是恶的,但没有把人的本性理解为恶的,恰恰相反,他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代表了人的本性之善。

  笔者看到,李秋零教授在回应邹晓东的文章的附言中,对谢教授所主张的Natur不具有遗传性和天生性的观点展开了有力反驳,认为康德所说的本性(普遍的趋恶倾向)虽然不具有遗传性,但依然具有天生性。他还明确表示,对于谢教授把Natur译为“本质”,以及谢教授“性善质恶”的概括,“依然无法接受”。笔者赞同李秋零教授的观点,但鉴于谢文郁教授的“性善质恶”说具有很大的冲击性,而且迄今他一直坚持这一看法,故特意撰写此文,向谢文郁教授请教。

  一、“性善质恶”说的主要立论依据

  谢文郁教授之所以得出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的结论,从表面上看,是有一些文本依据的。

  先看看“性善”的方面。正如谢教授所指出的,康德确实肯定了人的本性中具有“向善的原始禀赋”(die ursprüngliche Anlage zum Guten),③包括人作为一种有生命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动物性(die Tierheit)的禀赋、人作为一种既有生命又有理性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性(die personalität Menschheit)的禀赋和人作为一种既有理性又能够负责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格性(die )的禀赋。④如果说前两种禀赋之上还可以嫁接各种恶习(Laster),那么,为了人格性的禀赋是绝不可嫁接任何恶的东西的。⑤正如谢教授在文章中所引用的,康德还指出:“人身上所有这些禀赋都不仅仅(消极地)是善的(即它们与道德法则之间都没有冲突),而且都还是向善的禀赋(即它们都促使人们遵从道德法则)。”⑥这是明确指认人的原始(原初)禀赋具有善的性质。不仅如此,康德在第一篇总的附释“论重建向善的原初禀赋的力量”的第一段中,还明确指出:“如果这意味着,人被造就成为善的,那么,这意思无非是说,人被造就为向善的(zum Guten),人的原初禀赋是善的。”⑦

  显然,谢文郁教授正是依据康德的这些说法,而将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概括为“性善论”的。对谢教授来说,康德所说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本性,这个本性有别于他所理解的“本质”,是“纯善的”。

  那么,“质恶”说的文本依据又在哪里?康德在宗教学著作的第一篇中根本就没有谈到人的本质(das Wesen),而始终在谈人的本性(Natur),不论是向善的原始禀赋,还是普遍的趋恶倾向,他都是放在“人的本性”之中来理解和分析的。所以,当谢教授把康德有关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的论述视为“质恶”说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把这类的Natur当作“本质”而非“本性”来理解了。谢教授之所以坚持这样一种理解,主要依据的是康德在第一篇的引言中对人的本性所作的全新界定:“如果本性(Natur)这一术语(像通常那样)意味着出自自由的行动的根据的对立面,那么,它就与道德上的善或者恶这两个谓词是截然对立的。为了使人们不致马上对这一术语有反感,就必须说明,这里把人的本性仅仅理解为(遵从客观的道德法则)一般地运用人的自由的、先行于一切被察觉到的行为的主观根据,而不论这个主观的根据存在于什么地方。但是,这个主观的根据自身总又必须是一个自由行为(因为若不然,人的任性[Willkür]在道德法则方面的运用或者滥用,就不能归因于人,人心中的善或者恶也就不能叫做道德上的)。”⑧康德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如果我们要在道德上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则被我们所判断的人的本性就不应该是纯粹自然的东西,而应该是由人的自由行为所造就的东西,换言之,它应该是人为的而非自然的。只有人类自己的作为,才可以追究其道德责任,才可以对之作出道德上的善恶评价。这是康德讨论人的本性善恶问题的基本前提,他试图给出一个道德判断的条件:唯有人自己造就的本性才可以进行善恶评价。

  康德对人的具有善恶意义的本性所作出的新界定,并没有给谢教授提供直接的文本依据把康德着重考察的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概括为人的“本质”之恶。所以,要理解谢教授的“质恶”说,理解他对李秋零教授的译文的批评,我们从一开始就须要明白:谢教授对人的本性的理解,恰好就是康德所反对的那种通常的理解,即仅仅把非人为的自然的禀赋,或者人的自由意志完全不起作用的必然本性,当作人的本性,而康德所说的具有人为性的本性,在他看来只能作为“本质”出现,它是由人的“本性”所规定的、第二位的东西。

  谢文郁教授不是简单地依据《中庸》“天命之谓性”的说法来判定“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善之本性,�

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吗 ——对谢文郁教授《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的商榷
2019年10月10日 09:5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作者:舒远招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Is Kant’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The Human Being Is Good in Nature and Evil in Radical”? A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Xie Wenyu

  作者简介:舒远招,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哲学系教授。长沙 410082

  原发信息:《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京)2018年第20184期

  内容提要:谢文郁教授从奥古斯丁、路德的原罪—恩典思想传统出发,对康德的原罪思想展开分析。他依据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认为康德是性善论者,同时依据康德对人的本性的新界定,认为康德所说的“趋恶倾向”并非“本性之恶”,而是“本质之恶”(“质恶”),由此把康德宗教学著作中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善质恶”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具冲击性的新概括,但这一概括是建立在奥古斯丁、路德和康德之间的扭曲而错位的比较框架的基础上的,过于凸显了路德的“原罪”与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之间的对应关系,未能把康德的“趋恶倾向”说视为对路德原罪说的批判改造。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概括不是按照康德本人对入的本性的新界定而得出的,因而偏离了康德的基本思想。康德虽然肯定了人的原始向善禀赋是善的,但这种自然禀赋仅仅是人的善良本性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他所说的普遍趋恶倾向则是一种现实的、恶的本性,因此,就人的现实的、由人自己所造就的本性而言,康德恰好是一位性恶论者,尽管他也认为人的原始向善禀赋应该而且能够获得重建。谢文郁教授的解读固然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但也值得从方法论上加以反思。

  关键词:康德/人性善恶论/性善质恶

 

  人的本性究竟是善还是恶?这个人性善恶论的问题,一直是人性论研究的难题,存在诸多争议。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又与“人的本性是什么”这一前导问题紧密相关。对这两个问题,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βen Vernunft,1793)一书中,曾经从西方基督教神学的背景出发给出自己独具特色的回答。康德在这部著作中究竟是如何界定人的本性,并由此出发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的?这是康德研究者们一直关注的课题。

  在对康德人性善恶论的研究中,谢文郁教授在《哲学门》(总第16辑)上发表的《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提出了一种独创性的理解。该文提出:通过追踪奥古斯丁和路德的原罪概念,可以发现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第一篇中所提出的“向善的原始禀赋”概念,冲击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路德宗神学的原罪概念;康德放弃了基督教的恩典概念,因而有意回避了原罪概念,并通过对Natur(natura)的重新界定,用“性善质恶”说取代了基督教的原罪概念。换言之,该文反对把康德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恶论”,而是在指认它否定了原罪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它可以用“性善质恶”说来加以概括。在谢教授看来,康德宗教学一书有关人性善恶论的基本观点是:“人的禀赋是善的,但是人的本质则是恶的。”①这就是他的“性善质恶”说。

  谢文郁教授还从自己所理解的“性善质恶”说出发,支持《哲学门》同一册上所载邹晓东的文章对李秋零教授一些译文的批评。②他和邹晓东一样认为,康德对Natur(natura)作出了新的界定,该词在康德这里应该是“本质”而非“本性”,因此,李秋零教授将其翻译为“本性”是错误的。同样,Der Mensch ist von Natur böse这个句子,也应该翻译为“人本质上是恶的”,而不该译为“人天生是恶的”。对谢文郁教授而言,康德虽然肯定了人后天的本质是恶的,但没有把人的本性理解为恶的,恰恰相反,他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代表了人的本性之善。

  笔者看到,李秋零教授在回应邹晓东的文章的附言中,对谢教授所主张的Natur不具有遗传性和天生性的观点展开了有力反驳,认为康德所说的本性(普遍的趋恶倾向)虽然不具有遗传性,但依然具有天生性。他还明确表示,对于谢教授把Natur译为“本质”,以及谢教授“性善质恶”的概括,“依然无法接受”。笔者赞同李秋零教授的观点,但鉴于谢文郁教授的“性善质恶”说具有很大的冲击性,而且迄今他一直坚持这一看法,故特意撰写此文,向谢文郁教授请教。

  一、“性善质恶”说的主要立论依据

  谢文郁教授之所以得出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的结论,从表面上看,是有一些文本依据的。

  先看看“性善”的方面。正如谢教授所指出的,康德确实肯定了人的本性中具有“向善的原始禀赋”(die ursprüngliche Anlage zum Guten),③包括人作为一种有生命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动物性(die Tierheit)的禀赋、人作为一种既有生命又有理性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性(die personalität Menschheit)的禀赋和人作为一种既有理性又能够负责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格性(die )的禀赋。④如果说前两种禀赋之上还可以嫁接各种恶习(Laster),那么,为了人格性的禀赋是绝不可嫁接任何恶的东西的。⑤正如谢教授在文章中所引用的,康德还指出:“人身上所有这些禀赋都不仅仅(消极地)是善的(即它们与道德法则之间都没有冲突),而且都还是向善的禀赋(即它们都促使人们遵从道德法则)。”⑥这是明确指认人的原始(原初)禀赋具有善的性质。不仅如此,康德在第一篇总的附释“论重建向善的原初禀赋的力量”的第一段中,还明确指出:“如果这意味着,人被造就成为善的,那么,这意思无非是说,人被造就为向善的(zum Guten),人的原初禀赋是善的。”⑦

  显然,谢文郁教授正是依据康德的这些说法,而将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概括为“性善论”的。对谢教授来说,康德所说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本性,这个本性有别于他所理解的“本质”,是“纯善的”。

  那么,“质恶”说的文本依据又在哪里?康德在宗教学著作的第一篇中根本就没有谈到人的本质(das Wesen),而始终在谈人的本性(Natur),不论是向善的原始禀赋,还是普遍的趋恶倾向,他都是放在“人的本性”之中来理解和分析的。所以,当谢教授把康德有关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的论述视为“质恶”说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把这类的Natur当作“本质”而非“本性”来理解了。谢教授之所以坚持这样一种理解,主要依据的是康德在第一篇的引言中对人的本性所作的全新界定:“如果本性(Natur)这一术语(像通常那样)意味着出自自由的行动的根据的对立面,那么,它就与道德上的善或者恶这两个谓词是截然对立的。为了使人们不致马上对这一术语有反感,就必须说明,这里把人的本性仅仅理解为(遵从客观的道德法则)一般地运用人的自由的、先行于一切被察觉到的行为的主观根据,而不论这个主观的根据存在于什么地方。但是,这个主观的根据自身总又必须是一个自由行为(因为若不然,人的任性[Willkür]在道德法则方面的运用或者滥用,就不能归因于人,人心中的善或者恶也就不能叫做道德上的)。”⑧康德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如果我们要在道德上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则被我们所判断的人的本性就不应该是纯粹自然的东西,而应该是由人的自由行为所造就的东西,换言之,它应该是人为的而非自然的。只有人类自己的作为,才可以追究其道德责任,才可以对之作出道德上的善恶评价。这是康德讨论人的本性善恶问题的基本前提,他试图给出一个道德判断的条件:唯有人自己造就的本性才可以进行善恶评价。

  康德对人的具有善恶意义的本性所作出的新界定,并没有给谢教授提供直接的文本依据把康德着重考察的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概括为人的“本质”之恶。所以,要理解谢教授的“质恶”说,理解他对李秋零教授的译文的批评,我们从一开始就须要明白:谢教授对人的本性的理解,恰好就是康德所反对的那种通常的理解,即仅仅把非人为的自然的禀赋,或者人的自由意志完全不起作用的必然本性,当作人的本性,而康德所说的具有人为性的本性,在他看来只能作为“本质”出现,它是由人的“本性”所规定的、第二位的东西。

  谢文郁教授不是简单地依据《中庸》“天命之谓性”的说法来判定“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善之本性,�

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吗 ——对谢文郁教授《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的商榷
2019年10月10日 09:5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作者:舒远招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Is Kant’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The Human Being Is Good in Nature and Evil in Radical”? A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Xie Wenyu

  作者简介:舒远招,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哲学系教授。长沙 410082

  原发信息:《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京)2018年第20184期

  内容提要:谢文郁教授从奥古斯丁、路德的原罪—恩典思想传统出发,对康德的原罪思想展开分析。他依据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认为康德是性善论者,同时依据康德对人的本性的新界定,认为康德所说的“趋恶倾向”并非“本性之恶”,而是“本质之恶”(“质恶”),由此把康德宗教学著作中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善质恶”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具冲击性的新概括,但这一概括是建立在奥古斯丁、路德和康德之间的扭曲而错位的比较框架的基础上的,过于凸显了路德的“原罪”与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之间的对应关系,未能把康德的“趋恶倾向”说视为对路德原罪说的批判改造。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概括不是按照康德本人对入的本性的新界定而得出的,因而偏离了康德的基本思想。康德虽然肯定了人的原始向善禀赋是善的,但这种自然禀赋仅仅是人的善良本性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他所说的普遍趋恶倾向则是一种现实的、恶的本性,因此,就人的现实的、由人自己所造就的本性而言,康德恰好是一位性恶论者,尽管他也认为人的原始向善禀赋应该而且能够获得重建。谢文郁教授的解读固然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但也值得从方法论上加以反思。

  关键词:康德/人性善恶论/性善质恶

 

  人的本性究竟是善还是恶?这个人性善恶论的问题,一直是人性论研究的难题,存在诸多争议。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又与“人的本性是什么”这一前导问题紧密相关。对这两个问题,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βen Vernunft,1793)一书中,曾经从西方基督教神学的背景出发给出自己独具特色的回答。康德在这部著作中究竟是如何界定人的本性,并由此出发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的?这是康德研究者们一直关注的课题。

  在对康德人性善恶论的研究中,谢文郁教授在《哲学门》(总第16辑)上发表的《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提出了一种独创性的理解。该文提出:通过追踪奥古斯丁和路德的原罪概念,可以发现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第一篇中所提出的“向善的原始禀赋”概念,冲击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路德宗神学的原罪概念;康德放弃了基督教的恩典概念,因而有意回避了原罪概念,并通过对Natur(natura)的重新界定,用“性善质恶”说取代了基督教的原罪概念。换言之,该文反对把康德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恶论”,而是在指认它否定了原罪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它可以用“性善质恶”说来加以概括。在谢教授看来,康德宗教学一书有关人性善恶论的基本观点是:“人的禀赋是善的,但是人的本质则是恶的。”①这就是他的“性善质恶”说。

  谢文郁教授还从自己所理解的“性善质恶”说出发,支持《哲学门》同一册上所载邹晓东的文章对李秋零教授一些译文的批评。②他和邹晓东一样认为,康德对Natur(natura)作出了新的界定,该词在康德这里应该是“本质”而非“本性”,因此,李秋零教授将其翻译为“本性”是错误的。同样,Der Mensch ist von Natur böse这个句子,也应该翻译为“人本质上是恶的”,而不该译为“人天生是恶的”。对谢文郁教授而言,康德虽然肯定了人后天的本质是恶的,但没有把人的本性理解为恶的,恰恰相反,他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代表了人的本性之善。

  笔者看到,李秋零教授在回应邹晓东的文章的附言中,对谢教授所主张的Natur不具有遗传性和天生性的观点展开了有力反驳,认为康德所说的本性(普遍的趋恶倾向)虽然不具有遗传性,但依然具有天生性。他还明确表示,对于谢教授把Natur译为“本质”,以及谢教授“性善质恶”的概括,“依然无法接受”。笔者赞同李秋零教授的观点,但鉴于谢文郁教授的“性善质恶”说具有很大的冲击性,而且迄今他一直坚持这一看法,故特意撰写此文,向谢文郁教授请教。

  一、“性善质恶”说的主要立论依据

  谢文郁教授之所以得出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的结论,从表面上看,是有一些文本依据的。

  先看看“性善”的方面。正如谢教授所指出的,康德确实肯定了人的本性中具有“向善的原始禀赋”(die ursprüngliche Anlage zum Guten),③包括人作为一种有生命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动物性(die Tierheit)的禀赋、人作为一种既有生命又有理性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性(die personalität Menschheit)的禀赋和人作为一种既有理性又能够负责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格性(die )的禀赋。④如果说前两种禀赋之上还可以嫁接各种恶习(Laster),那么,为了人格性的禀赋是绝不可嫁接任何恶的东西的。⑤正如谢教授在文章中所引用的,康德还指出:“人身上所有这些禀赋都不仅仅(消极地)是善的(即它们与道德法则之间都没有冲突),而且都还是向善的禀赋(即它们都促使人们遵从道德法则)。”⑥这是明确指认人的原始(原初)禀赋具有善的性质。不仅如此,康德在第一篇总的附释“论重建向善的原初禀赋的力量”的第一段中,还明确指出:“如果这意味着,人被造就成为善的,那么,这意思无非是说,人被造就为向善的(zum Guten),人的原初禀赋是善的。”⑦

  显然,谢文郁教授正是依据康德的这些说法,而将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概括为“性善论”的。对谢教授来说,康德所说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本性,这个本性有别于他所理解的“本质”,是“纯善的”。

  那么,“质恶”说的文本依据又在哪里?康德在宗教学著作的第一篇中根本就没有谈到人的本质(das Wesen),而始终在谈人的本性(Natur),不论是向善的原始禀赋,还是普遍的趋恶倾向,他都是放在“人的本性”之中来理解和分析的。所以,当谢教授把康德有关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的论述视为“质恶”说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把这类的Natur当作“本质”而非“本性”来理解了。谢教授之所以坚持这样一种理解,主要依据的是康德在第一篇的引言中对人的本性所作的全新界定:“如果本性(Natur)这一术语(像通常那样)意味着出自自由的行动的根据的对立面,那么,它就与道德上的善或者恶这两个谓词是截然对立的。为了使人们不致马上对这一术语有反感,就必须说明,这里把人的本性仅仅理解为(遵从客观的道德法则)一般地运用人的自由的、先行于一切被察觉到的行为的主观根据,而不论这个主观的根据存在于什么地方。但是,这个主观的根据自身总又必须是一个自由行为(因为若不然,人的任性[Willkür]在道德法则方面的运用或者滥用,就不能归因于人,人心中的善或者恶也就不能叫做道德上的)。”⑧康德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如果我们要在道德上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则被我们所判断的人的本性就不应该是纯粹自然的东西,而应该是由人的自由行为所造就的东西,换言之,它应该是人为的而非自然的。只有人类自己的作为,才可以追究其道德责任,才可以对之作出道德上的善恶评价。这是康德讨论人的本性善恶问题的基本前提,他试图给出一个道德判断的条件:唯有人自己造就的本性才可以进行善恶评价。

  康德对人的具有善恶意义的本性所作出的新界定,并没有给谢教授提供直接的文本依据把康德着重考察的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概括为人的“本质”之恶。所以,要理解谢教授的“质恶”说,理解他对李秋零教授的译文的批评,我们从一开始就须要明白:谢教授对人的本性的理解,恰好就是康德所反对的那种通常的理解,即仅仅把非人为的自然的禀赋,或者人的自由意志完全不起作用的必然本性,当作人的本性,而康德所说的具有人为性的本性,在他看来只能作为“本质”出现,它是由人的“本性”所规定的、第二位的东西。

  谢文郁教授不是简单地依据《中庸》“天命之谓性”的说法来判定“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善之本性,�

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吗 ——对谢文郁教授《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的商榷
2019年10月10日 09:5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作者:舒远招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Is Kant’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The Human Being Is Good in Nature and Evil in Radical”? A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Xie Wenyu

  作者简介:舒远招,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哲学系教授。长沙 410082

  原发信息:《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京)2018年第20184期

  内容提要:谢文郁教授从奥古斯丁、路德的原罪—恩典思想传统出发,对康德的原罪思想展开分析。他依据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认为康德是性善论者,同时依据康德对人的本性的新界定,认为康德所说的“趋恶倾向”并非“本性之恶”,而是“本质之恶”(“质恶”),由此把康德宗教学著作中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善质恶”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具冲击性的新概括,但这一概括是建立在奥古斯丁、路德和康德之间的扭曲而错位的比较框架的基础上的,过于凸显了路德的“原罪”与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之间的对应关系,未能把康德的“趋恶倾向”说视为对路德原罪说的批判改造。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概括不是按照康德本人对入的本性的新界定而得出的,因而偏离了康德的基本思想。康德虽然肯定了人的原始向善禀赋是善的,但这种自然禀赋仅仅是人的善良本性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他所说的普遍趋恶倾向则是一种现实的、恶的本性,因此,就人的现实的、由人自己所造就的本性而言,康德恰好是一位性恶论者,尽管他也认为人的原始向善禀赋应该而且能够获得重建。谢文郁教授的解读固然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但也值得从方法论上加以反思。

  关键词:康德/人性善恶论/性善质恶

 

  人的本性究竟是善还是恶?这个人性善恶论的问题,一直是人性论研究的难题,存在诸多争议。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又与“人的本性是什么”这一前导问题紧密相关。对这两个问题,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βen Vernunft,1793)一书中,曾经从西方基督教神学的背景出发给出自己独具特色的回答。康德在这部著作中究竟是如何界定人的本性,并由此出发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的?这是康德研究者们一直关注的课题。

  在对康德人性善恶论的研究中,谢文郁教授在《哲学门》(总第16辑)上发表的《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提出了一种独创性的理解。该文提出:通过追踪奥古斯丁和路德的原罪概念,可以发现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第一篇中所提出的“向善的原始禀赋”概念,冲击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路德宗神学的原罪概念;康德放弃了基督教的恩典概念,因而有意回避了原罪概念,并通过对Natur(natura)的重新界定,用“性善质恶”说取代了基督教的原罪概念。换言之,该文反对把康德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恶论”,而是在指认它否定了原罪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它可以用“性善质恶”说来加以概括。在谢教授看来,康德宗教学一书有关人性善恶论的基本观点是:“人的禀赋是善的,但是人的本质则是恶的。”①这就是他的“性善质恶”说。

  谢文郁教授还从自己所理解的“性善质恶”说出发,支持《哲学门》同一册上所载邹晓东的文章对李秋零教授一些译文的批评。②他和邹晓东一样认为,康德对Natur(natura)作出了新的界定,该词在康德这里应该是“本质”而非“本性”,因此,李秋零教授将其翻译为“本性”是错误的。同样,Der Mensch ist von Natur böse这个句子,也应该翻译为“人本质上是恶的”,而不该译为“人天生是恶的”。对谢文郁教授而言,康德虽然肯定了人后天的本质是恶的,但没有把人的本性理解为恶的,恰恰相反,他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代表了人的本性之善。

  笔者看到,李秋零教授在回应邹晓东的文章的附言中,对谢教授所主张的Natur不具有遗传性和天生性的观点展开了有力反驳,认为康德所说的本性(普遍的趋恶倾向)虽然不具有遗传性,但依然具有天生性。他还明确表示,对于谢教授把Natur译为“本质”,以及谢教授“性善质恶”的概括,“依然无法接受”。笔者赞同李秋零教授的观点,但鉴于谢文郁教授的“性善质恶”说具有很大的冲击性,而且迄今他一直坚持这一看法,故特意撰写此文,向谢文郁教授请教。

  一、“性善质恶”说的主要立论依据

  谢文郁教授之所以得出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的结论,从表面上看,是有一些文本依据的。

  先看看“性善”的方面。正如谢教授所指出的,康德确实肯定了人的本性中具有“向善的原始禀赋”(die ursprüngliche Anlage zum Guten),③包括人作为一种有生命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动物性(die Tierheit)的禀赋、人作为一种既有生命又有理性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性(die personalität Menschheit)的禀赋和人作为一种既有理性又能够负责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格性(die )的禀赋。④如果说前两种禀赋之上还可以嫁接各种恶习(Laster),那么,为了人格性的禀赋是绝不可嫁接任何恶的东西的。⑤正如谢教授在文章中所引用的,康德还指出:“人身上所有这些禀赋都不仅仅(消极地)是善的(即它们与道德法则之间都没有冲突),而且都还是向善的禀赋(即它们都促使人们遵从道德法则)。”⑥这是明确指认人的原始(原初)禀赋具有善的性质。不仅如此,康德在第一篇总的附释“论重建向善的原初禀赋的力量”的第一段中,还明确指出:“如果这意味着,人被造就成为善的,那么,这意思无非是说,人被造就为向善的(zum Guten),人的原初禀赋是善的。”⑦

  显然,谢文郁教授正是依据康德的这些说法,而将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概括为“性善论”的。对谢教授来说,康德所说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本性,这个本性有别于他所理解的“本质”,是“纯善的”。

  那么,“质恶”说的文本依据又在哪里?康德在宗教学著作的第一篇中根本就没有谈到人的本质(das Wesen),而始终在谈人的本性(Natur),不论是向善的原始禀赋,还是普遍的趋恶倾向,他都是放在“人的本性”之中来理解和分析的。所以,当谢教授把康德有关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的论述视为“质恶”说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把这类的Natur当作“本质”而非“本性”来理解了。谢教授之所以坚持这样一种理解,主要依据的是康德在第一篇的引言中对人的本性所作的全新界定:“如果本性(Natur)这一术语(像通常那样)意味着出自自由的行动的根据的对立面,那么,它就与道德上的善或者恶这两个谓词是截然对立的。为了使人们不致马上对这一术语有反感,就必须说明,这里把人的本性仅仅理解为(遵从客观的道德法则)一般地运用人的自由的、先行于一切被察觉到的行为的主观根据,而不论这个主观的根据存在于什么地方。但是,这个主观的根据自身总又必须是一个自由行为(因为若不然,人的任性[Willkür]在道德法则方面的运用或者滥用,就不能归因于人,人心中的善或者恶也就不能叫做道德上的)。”⑧康德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如果我们要在道德上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则被我们所判断的人的本性就不应该是纯粹自然的东西,而应该是由人的自由行为所造就的东西,换言之,它应该是人为的而非自然的。只有人类自己的作为,才可以追究其道德责任,才可以对之作出道德上的善恶评价。这是康德讨论人的本性善恶问题的基本前提,他试图给出一个道德判断的条件:唯有人自己造就的本性才可以进行善恶评价。

  康德对人的具有善恶意义的本性所作出的新界定,并没有给谢教授提供直接的文本依据把康德着重考察的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概括为人的“本质”之恶。所以,要理解谢教授的“质恶”说,理解他对李秋零教授的译文的批评,我们从一开始就须要明白:谢教授对人的本性的理解,恰好就是康德所反对的那种通常的理解,即仅仅把非人为的自然的禀赋,或者人的自由意志完全不起作用的必然本性,当作人的本性,而康德所说的具有人为性的本性,在他看来只能作为“本质”出现,它是由人的“本性”所规定的、第二位的东西。

  谢文郁教授不是简单地依据《中庸》“天命之谓性”的说法来判定“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善之本性,�

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吗 ——对谢文郁教授《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的商榷
2019年10月10日 09:5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作者:舒远招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Is Kant’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The Human Being Is Good in Nature and Evil in Radical”? A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Xie Wenyu

  作者简介:舒远招,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哲学系教授。长沙 410082

  原发信息:《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京)2018年第20184期

  内容提要:谢文郁教授从奥古斯丁、路德的原罪—恩典思想传统出发,对康德的原罪思想展开分析。他依据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认为康德是性善论者,同时依据康德对人的本性的新界定,认为康德所说的“趋恶倾向”并非“本性之恶”,而是“本质之恶”(“质恶”),由此把康德宗教学著作中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善质恶”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具冲击性的新概括,但这一概括是建立在奥古斯丁、路德和康德之间的扭曲而错位的比较框架的基础上的,过于凸显了路德的“原罪”与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之间的对应关系,未能把康德的“趋恶倾向”说视为对路德原罪说的批判改造。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概括不是按照康德本人对入的本性的新界定而得出的,因而偏离了康德的基本思想。康德虽然肯定了人的原始向善禀赋是善的,但这种自然禀赋仅仅是人的善良本性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他所说的普遍趋恶倾向则是一种现实的、恶的本性,因此,就人的现实的、由人自己所造就的本性而言,康德恰好是一位性恶论者,尽管他也认为人的原始向善禀赋应该而且能够获得重建。谢文郁教授的解读固然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但也值得从方法论上加以反思。

  关键词:康德/人性善恶论/性善质恶

 

  人的本性究竟是善还是恶?这个人性善恶论的问题,一直是人性论研究的难题,存在诸多争议。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又与“人的本性是什么”这一前导问题紧密相关。对这两个问题,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βen Vernunft,1793)一书中,曾经从西方基督教神学的背景出发给出自己独具特色的回答。康德在这部著作中究竟是如何界定人的本性,并由此出发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的?这是康德研究者们一直关注的课题。

  在对康德人性善恶论的研究中,谢文郁教授在《哲学门》(总第16辑)上发表的《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提出了一种独创性的理解。该文提出:通过追踪奥古斯丁和路德的原罪概念,可以发现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第一篇中所提出的“向善的原始禀赋”概念,冲击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路德宗神学的原罪概念;康德放弃了基督教的恩典概念,因而有意回避了原罪概念,并通过对Natur(natura)的重新界定,用“性善质恶”说取代了基督教的原罪概念。换言之,该文反对把康德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恶论”,而是在指认它否定了原罪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它可以用“性善质恶”说来加以概括。在谢教授看来,康德宗教学一书有关人性善恶论的基本观点是:“人的禀赋是善的,但是人的本质则是恶的。”①这就是他的“性善质恶”说。

  谢文郁教授还从自己所理解的“性善质恶”说出发,支持《哲学门》同一册上所载邹晓东的文章对李秋零教授一些译文的批评。②他和邹晓东一样认为,康德对Natur(natura)作出了新的界定,该词在康德这里应该是“本质”而非“本性”,因此,李秋零教授将其翻译为“本性”是错误的。同样,Der Mensch ist von Natur böse这个句子,也应该翻译为“人本质上是恶的”,而不该译为“人天生是恶的”。对谢文郁教授而言,康德虽然肯定了人后天的本质是恶的,但没有把人的本性理解为恶的,恰恰相反,他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代表了人的本性之善。

  笔者看到,李秋零教授在回应邹晓东的文章的附言中,对谢教授所主张的Natur不具有遗传性和天生性的观点展开了有力反驳,认为康德所说的本性(普遍的趋恶倾向)虽然不具有遗传性,但依然具有天生性。他还明确表示,对于谢教授把Natur译为“本质”,以及谢教授“性善质恶”的概括,“依然无法接受”。笔者赞同李秋零教授的观点,但鉴于谢文郁教授的“性善质恶”说具有很大的冲击性,而且迄今他一直坚持这一看法,故特意撰写此文,向谢文郁教授请教。

  一、“性善质恶”说的主要立论依据

  谢文郁教授之所以得出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的结论,从表面上看,是有一些文本依据的。

  先看看“性善”的方面。正如谢教授所指出的,康德确实肯定了人的本性中具有“向善的原始禀赋”(die ursprüngliche Anlage zum Guten),③包括人作为一种有生命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动物性(die Tierheit)的禀赋、人作为一种既有生命又有理性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性(die personalität Menschheit)的禀赋和人作为一种既有理性又能够负责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格性(die )的禀赋。④如果说前两种禀赋之上还可以嫁接各种恶习(Laster),那么,为了人格性的禀赋是绝不可嫁接任何恶的东西的。⑤正如谢教授在文章中所引用的,康德还指出:“人身上所有这些禀赋都不仅仅(消极地)是善的(即它们与道德法则之间都没有冲突),而且都还是向善的禀赋(即它们都促使人们遵从道德法则)。”⑥这是明确指认人的原始(原初)禀赋具有善的性质。不仅如此,康德在第一篇总的附释“论重建向善的原初禀赋的力量”的第一段中,还明确指出:“如果这意味着,人被造就成为善的,那么,这意思无非是说,人被造就为向善的(zum Guten),人的原初禀赋是善的。”⑦

  显然,谢文郁教授正是依据康德的这些说法,而将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概括为“性善论”的。对谢教授来说,康德所说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本性,这个本性有别于他所理解的“本质”,是“纯善的”。

  那么,“质恶”说的文本依据又在哪里?康德在宗教学著作的第一篇中根本就没有谈到人的本质(das Wesen),而始终在谈人的本性(Natur),不论是向善的原始禀赋,还是普遍的趋恶倾向,他都是放在“人的本性”之中来理解和分析的。所以,当谢教授把康德有关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的论述视为“质恶”说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把这类的Natur当作“本质”而非“本性”来理解了。谢教授之所以坚持这样一种理解,主要依据的是康德在第一篇的引言中对人的本性所作的全新界定:“如果本性(Natur)这一术语(像通常那样)意味着出自自由的行动的根据的对立面,那么,它就与道德上的善或者恶这两个谓词是截然对立的。为了使人们不致马上对这一术语有反感,就必须说明,这里把人的本性仅仅理解为(遵从客观的道德法则)一般地运用人的自由的、先行于一切被察觉到的行为的主观根据,而不论这个主观的根据存在于什么地方。但是,这个主观的根据自身总又必须是一个自由行为(因为若不然,人的任性[Willkür]在道德法则方面的运用或者滥用,就不能归因于人,人心中的善或者恶也就不能叫做道德上的)。”⑧康德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如果我们要在道德上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则被我们所判断的人的本性就不应该是纯粹自然的东西,而应该是由人的自由行为所造就的东西,换言之,它应该是人为的而非自然的。只有人类自己的作为,才可以追究其道德责任,才可以对之作出道德上的善恶评价。这是康德讨论人的本性善恶问题的基本前提,他试图给出一个道德判断的条件:唯有人自己造就的本性才可以进行善恶评价。

  康德对人的具有善恶意义的本性所作出的新界定,并没有给谢教授提供直接的文本依据把康德着重考察的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概括为人的“本质”之恶。所以,要理解谢教授的“质恶”说,理解他对李秋零教授的译文的批评,我们从一开始就须要明白:谢教授对人的本性的理解,恰好就是康德所反对的那种通常的理解,即仅仅把非人为的自然的禀赋,或者人的自由意志完全不起作用的必然本性,当作人的本性,而康德所说的具有人为性的本性,在他看来只能作为“本质”出现,它是由人的“本性”所规定的、第二位的东西。

  谢文郁教授不是简单地依据《中庸》“天命之谓性”的说法来判定“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善之本性,�

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吗 ——对谢文郁教授《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的商榷
2019年10月10日 09:5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作者:舒远招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Is Kant’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The Human Being Is Good in Nature and Evil in Radical”? A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Xie Wenyu

  作者简介:舒远招,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哲学系教授。长沙 410082

  原发信息:《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京)2018年第20184期

  内容提要:谢文郁教授从奥古斯丁、路德的原罪—恩典思想传统出发,对康德的原罪思想展开分析。他依据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认为康德是性善论者,同时依据康德对人的本性的新界定,认为康德所说的“趋恶倾向”并非“本性之恶”,而是“本质之恶”(“质恶”),由此把康德宗教学著作中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善质恶”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具冲击性的新概括,但这一概括是建立在奥古斯丁、路德和康德之间的扭曲而错位的比较框架的基础上的,过于凸显了路德的“原罪”与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之间的对应关系,未能把康德的“趋恶倾向”说视为对路德原罪说的批判改造。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概括不是按照康德本人对入的本性的新界定而得出的,因而偏离了康德的基本思想。康德虽然肯定了人的原始向善禀赋是善的,但这种自然禀赋仅仅是人的善良本性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他所说的普遍趋恶倾向则是一种现实的、恶的本性,因此,就人的现实的、由人自己所造就的本性而言,康德恰好是一位性恶论者,尽管他也认为人的原始向善禀赋应该而且能够获得重建。谢文郁教授的解读固然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但也值得从方法论上加以反思。

  关键词:康德/人性善恶论/性善质恶

 

  人的本性究竟是善还是恶?这个人性善恶论的问题,一直是人性论研究的难题,存在诸多争议。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又与“人的本性是什么”这一前导问题紧密相关。对这两个问题,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βen Vernunft,1793)一书中,曾经从西方基督教神学的背景出发给出自己独具特色的回答。康德在这部著作中究竟是如何界定人的本性,并由此出发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的?这是康德研究者们一直关注的课题。

  在对康德人性善恶论的研究中,谢文郁教授在《哲学门》(总第16辑)上发表的《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提出了一种独创性的理解。该文提出:通过追踪奥古斯丁和路德的原罪概念,可以发现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第一篇中所提出的“向善的原始禀赋”概念,冲击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路德宗神学的原罪概念;康德放弃了基督教的恩典概念,因而有意回避了原罪概念,并通过对Natur(natura)的重新界定,用“性善质恶”说取代了基督教的原罪概念。换言之,该文反对把康德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恶论”,而是在指认它否定了原罪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它可以用“性善质恶”说来加以概括。在谢教授看来,康德宗教学一书有关人性善恶论的基本观点是:“人的禀赋是善的,但是人的本质则是恶的。”①这就是他的“性善质恶”说。

  谢文郁教授还从自己所理解的“性善质恶”说出发,支持《哲学门》同一册上所载邹晓东的文章对李秋零教授一些译文的批评。②他和邹晓东一样认为,康德对Natur(natura)作出了新的界定,该词在康德这里应该是“本质”而非“本性”,因此,李秋零教授将其翻译为“本性”是错误的。同样,Der Mensch ist von Natur böse这个句子,也应该翻译为“人本质上是恶的”,而不该译为“人天生是恶的”。对谢文郁教授而言,康德虽然肯定了人后天的本质是恶的,但没有把人的本性理解为恶的,恰恰相反,他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代表了人的本性之善。

  笔者看到,李秋零教授在回应邹晓东的文章的附言中,对谢教授所主张的Natur不具有遗传性和天生性的观点展开了有力反驳,认为康德所说的本性(普遍的趋恶倾向)虽然不具有遗传性,但依然具有天生性。他还明确表示,对于谢教授把Natur译为“本质”,以及谢教授“性善质恶”的概括,“依然无法接受”。笔者赞同李秋零教授的观点,但鉴于谢文郁教授的“性善质恶”说具有很大的冲击性,而且迄今他一直坚持这一看法,故特意撰写此文,向谢文郁教授请教。

  一、“性善质恶”说的主要立论依据

  谢文郁教授之所以得出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的结论,从表面上看,是有一些文本依据的。

  先看看“性善”的方面。正如谢教授所指出的,康德确实肯定了人的本性中具有“向善的原始禀赋”(die ursprüngliche Anlage zum Guten),③包括人作为一种有生命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动物性(die Tierheit)的禀赋、人作为一种既有生命又有理性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性(die personalität Menschheit)的禀赋和人作为一种既有理性又能够负责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格性(die )的禀赋。④如果说前两种禀赋之上还可以嫁接各种恶习(Laster),那么,为了人格性的禀赋是绝不可嫁接任何恶的东西的。⑤正如谢教授在文章中所引用的,康德还指出:“人身上所有这些禀赋都不仅仅(消极地)是善的(即它们与道德法则之间都没有冲突),而且都还是向善的禀赋(即它们都促使人们遵从道德法则)。”⑥这是明确指认人的原始(原初)禀赋具有善的性质。不仅如此,康德在第一篇总的附释“论重建向善的原初禀赋的力量”的第一段中,还明确指出:“如果这意味着,人被造就成为善的,那么,这意思无非是说,人被造就为向善的(zum Guten),人的原初禀赋是善的。”⑦

  显然,谢文郁教授正是依据康德的这些说法,而将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概括为“性善论”的。对谢教授来说,康德所说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本性,这个本性有别于他所理解的“本质”,是“纯善的”。

  那么,“质恶”说的文本依据又在哪里?康德在宗教学著作的第一篇中根本就没有谈到人的本质(das Wesen),而始终在谈人的本性(Natur),不论是向善的原始禀赋,还是普遍的趋恶倾向,他都是放在“人的本性”之中来理解和分析的。所以,当谢教授把康德有关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的论述视为“质恶”说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把这类的Natur当作“本质”而非“本性”来理解了。谢教授之所以坚持这样一种理解,主要依据的是康德在第一篇的引言中对人的本性所作的全新界定:“如果本性(Natur)这一术语(像通常那样)意味着出自自由的行动的根据的对立面,那么,它就与道德上的善或者恶这两个谓词是截然对立的。为了使人们不致马上对这一术语有反感,就必须说明,这里把人的本性仅仅理解为(遵从客观的道德法则)一般地运用人的自由的、先行于一切被察觉到的行为的主观根据,而不论这个主观的根据存在于什么地方。但是,这个主观的根据自身总又必须是一个自由行为(因为若不然,人的任性[Willkür]在道德法则方面的运用或者滥用,就不能归因于人,人心中的善或者恶也就不能叫做道德上的)。”⑧康德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如果我们要在道德上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则被我们所判断的人的本性就不应该是纯粹自然的东西,而应该是由人的自由行为所造就的东西,换言之,它应该是人为的而非自然的。只有人类自己的作为,才可以追究其道德责任,才可以对之作出道德上的善恶评价。这是康德讨论人的本性善恶问题的基本前提,他试图给出一个道德判断的条件:唯有人自己造就的本性才可以进行善恶评价。

  康德对人的具有善恶意义的本性所作出的新界定,并没有给谢教授提供直接的文本依据把康德着重考察的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概括为人的“本质”之恶。所以,要理解谢教授的“质恶”说,理解他对李秋零教授的译文的批评,我们从一开始就须要明白:谢教授对人的本性的理解,恰好就是康德所反对的那种通常的理解,即仅仅把非人为的自然的禀赋,或者人的自由意志完全不起作用的必然本性,当作人的本性,而康德所说的具有人为性的本性,在他看来只能作为“本质”出现,它是由人的“本性”所规定的、第二位的东西。

  谢文郁教授不是简单地依据《中庸》“天命之谓性”的说法来判定“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善之本性,�

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吗 ——对谢文郁教授《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的商榷
2019年10月10日 09:5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作者:舒远招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Is Kant’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The Human Being Is Good in Nature and Evil in Radical”? A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Xie Wenyu

  作者简介:舒远招,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哲学系教授。长沙 410082

  原发信息:《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京)2018年第20184期

  内容提要:谢文郁教授从奥古斯丁、路德的原罪—恩典思想传统出发,对康德的原罪思想展开分析。他依据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认为康德是性善论者,同时依据康德对人的本性的新界定,认为康德所说的“趋恶倾向”并非“本性之恶”,而是“本质之恶”(“质恶”),由此把康德宗教学著作中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善质恶”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具冲击性的新概括,但这一概括是建立在奥古斯丁、路德和康德之间的扭曲而错位的比较框架的基础上的,过于凸显了路德的“原罪”与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之间的对应关系,未能把康德的“趋恶倾向”说视为对路德原罪说的批判改造。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概括不是按照康德本人对入的本性的新界定而得出的,因而偏离了康德的基本思想。康德虽然肯定了人的原始向善禀赋是善的,但这种自然禀赋仅仅是人的善良本性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他所说的普遍趋恶倾向则是一种现实的、恶的本性,因此,就人的现实的、由人自己所造就的本性而言,康德恰好是一位性恶论者,尽管他也认为人的原始向善禀赋应该而且能够获得重建。谢文郁教授的解读固然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但也值得从方法论上加以反思。

  关键词:康德/人性善恶论/性善质恶

 

  人的本性究竟是善还是恶?这个人性善恶论的问题,一直是人性论研究的难题,存在诸多争议。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又与“人的本性是什么”这一前导问题紧密相关。对这两个问题,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βen Vernunft,1793)一书中,曾经从西方基督教神学的背景出发给出自己独具特色的回答。康德在这部著作中究竟是如何界定人的本性,并由此出发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的?这是康德研究者们一直关注的课题。

  在对康德人性善恶论的研究中,谢文郁教授在《哲学门》(总第16辑)上发表的《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提出了一种独创性的理解。该文提出:通过追踪奥古斯丁和路德的原罪概念,可以发现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第一篇中所提出的“向善的原始禀赋”概念,冲击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路德宗神学的原罪概念;康德放弃了基督教的恩典概念,因而有意回避了原罪概念,并通过对Natur(natura)的重新界定,用“性善质恶”说取代了基督教的原罪概念。换言之,该文反对把康德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恶论”,而是在指认它否定了原罪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它可以用“性善质恶”说来加以概括。在谢教授看来,康德宗教学一书有关人性善恶论的基本观点是:“人的禀赋是善的,但是人的本质则是恶的。”①这就是他的“性善质恶”说。

  谢文郁教授还从自己所理解的“性善质恶”说出发,支持《哲学门》同一册上所载邹晓东的文章对李秋零教授一些译文的批评。②他和邹晓东一样认为,康德对Natur(natura)作出了新的界定,该词在康德这里应该是“本质”而非“本性”,因此,李秋零教授将其翻译为“本性”是错误的。同样,Der Mensch ist von Natur böse这个句子,也应该翻译为“人本质上是恶的”,而不该译为“人天生是恶的”。对谢文郁教授而言,康德虽然肯定了人后天的本质是恶的,但没有把人的本性理解为恶的,恰恰相反,他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代表了人的本性之善。

  笔者看到,李秋零教授在回应邹晓东的文章的附言中,对谢教授所主张的Natur不具有遗传性和天生性的观点展开了有力反驳,认为康德所说的本性(普遍的趋恶倾向)虽然不具有遗传性,但依然具有天生性。他还明确表示,对于谢教授把Natur译为“本质”,以及谢教授“性善质恶”的概括,“依然无法接受”。笔者赞同李秋零教授的观点,但鉴于谢文郁教授的“性善质恶”说具有很大的冲击性,而且迄今他一直坚持这一看法,故特意撰写此文,向谢文郁教授请教。

  一、“性善质恶”说的主要立论依据

  谢文郁教授之所以得出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的结论,从表面上看,是有一些文本依据的。

  先看看“性善”的方面。正如谢教授所指出的,康德确实肯定了人的本性中具有“向善的原始禀赋”(die ursprüngliche Anlage zum Guten),③包括人作为一种有生命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动物性(die Tierheit)的禀赋、人作为一种既有生命又有理性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性(die personalität Menschheit)的禀赋和人作为一种既有理性又能够负责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格性(die )的禀赋。④如果说前两种禀赋之上还可以嫁接各种恶习(Laster),那么,为了人格性的禀赋是绝不可嫁接任何恶的东西的。⑤正如谢教授在文章中所引用的,康德还指出:“人身上所有这些禀赋都不仅仅(消极地)是善的(即它们与道德法则之间都没有冲突),而且都还是向善的禀赋(即它们都促使人们遵从道德法则)。”⑥这是明确指认人的原始(原初)禀赋具有善的性质。不仅如此,康德在第一篇总的附释“论重建向善的原初禀赋的力量”的第一段中,还明确指出:“如果这意味着,人被造就成为善的,那么,这意思无非是说,人被造就为向善的(zum Guten),人的原初禀赋是善的。”⑦

  显然,谢文郁教授正是依据康德的这些说法,而将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概括为“性善论”的。对谢教授来说,康德所说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本性,这个本性有别于他所理解的“本质”,是“纯善的”。

  那么,“质恶”说的文本依据又在哪里?康德在宗教学著作的第一篇中根本就没有谈到人的本质(das Wesen),而始终在谈人的本性(Natur),不论是向善的原始禀赋,还是普遍的趋恶倾向,他都是放在“人的本性”之中来理解和分析的。所以,当谢教授把康德有关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的论述视为“质恶”说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把这类的Natur当作“本质”而非“本性”来理解了。谢教授之所以坚持这样一种理解,主要依据的是康德在第一篇的引言中对人的本性所作的全新界定:“如果本性(Natur)这一术语(像通常那样)意味着出自自由的行动的根据的对立面,那么,它就与道德上的善或者恶这两个谓词是截然对立的。为了使人们不致马上对这一术语有反感,就必须说明,这里把人的本性仅仅理解为(遵从客观的道德法则)一般地运用人的自由的、先行于一切被察觉到的行为的主观根据,而不论这个主观的根据存在于什么地方。但是,这个主观的根据自身总又必须是一个自由行为(因为若不然,人的任性[Willkür]在道德法则方面的运用或者滥用,就不能归因于人,人心中的善或者恶也就不能叫做道德上的)。”⑧康德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如果我们要在道德上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则被我们所判断的人的本性就不应该是纯粹自然的东西,而应该是由人的自由行为所造就的东西,换言之,它应该是人为的而非自然的。只有人类自己的作为,才可以追究其道德责任,才可以对之作出道德上的善恶评价。这是康德讨论人的本性善恶问题的基本前提,他试图给出一个道德判断的条件:唯有人自己造就的本性才可以进行善恶评价。

  康德对人的具有善恶意义的本性所作出的新界定,并没有给谢教授提供直接的文本依据把康德着重考察的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概括为人的“本质”之恶。所以,要理解谢教授的“质恶”说,理解他对李秋零教授的译文的批评,我们从一开始就须要明白:谢教授对人的本性的理解,恰好就是康德所反对的那种通常的理解,即仅仅把非人为的自然的禀赋,或者人的自由意志完全不起作用的必然本性,当作人的本性,而康德所说的具有人为性的本性,在他看来只能作为“本质”出现,它是由人的“本性”所规定的、第二位的东西。

  谢文郁教授不是简单地依据《中庸》“天命之谓性”的说法来判定“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善之本性,�

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吗 ——对谢文郁教授《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的商榷
2019年10月10日 09:5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作者:舒远招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Is Kant’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The Human Being Is Good in Nature and Evil in Radical”? A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Xie Wenyu

  作者简介:舒远招,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哲学系教授。长沙 410082

  原发信息:《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京)2018年第20184期

  内容提要:谢文郁教授从奥古斯丁、路德的原罪—恩典思想传统出发,对康德的原罪思想展开分析。他依据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认为康德是性善论者,同时依据康德对人的本性的新界定,认为康德所说的“趋恶倾向”并非“本性之恶”,而是“本质之恶”(“质恶”),由此把康德宗教学著作中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善质恶”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具冲击性的新概括,但这一概括是建立在奥古斯丁、路德和康德之间的扭曲而错位的比较框架的基础上的,过于凸显了路德的“原罪”与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之间的对应关系,未能把康德的“趋恶倾向”说视为对路德原罪说的批判改造。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概括不是按照康德本人对入的本性的新界定而得出的,因而偏离了康德的基本思想。康德虽然肯定了人的原始向善禀赋是善的,但这种自然禀赋仅仅是人的善良本性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他所说的普遍趋恶倾向则是一种现实的、恶的本性,因此,就人的现实的、由人自己所造就的本性而言,康德恰好是一位性恶论者,尽管他也认为人的原始向善禀赋应该而且能够获得重建。谢文郁教授的解读固然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但也值得从方法论上加以反思。

  关键词:康德/人性善恶论/性善质恶

 

  人的本性究竟是善还是恶?这个人性善恶论的问题,一直是人性论研究的难题,存在诸多争议。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又与“人的本性是什么”这一前导问题紧密相关。对这两个问题,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βen Vernunft,1793)一书中,曾经从西方基督教神学的背景出发给出自己独具特色的回答。康德在这部著作中究竟是如何界定人的本性,并由此出发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的?这是康德研究者们一直关注的课题。

  在对康德人性善恶论的研究中,谢文郁教授在《哲学门》(总第16辑)上发表的《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提出了一种独创性的理解。该文提出:通过追踪奥古斯丁和路德的原罪概念,可以发现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第一篇中所提出的“向善的原始禀赋”概念,冲击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路德宗神学的原罪概念;康德放弃了基督教的恩典概念,因而有意回避了原罪概念,并通过对Natur(natura)的重新界定,用“性善质恶”说取代了基督教的原罪概念。换言之,该文反对把康德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恶论”,而是在指认它否定了原罪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它可以用“性善质恶”说来加以概括。在谢教授看来,康德宗教学一书有关人性善恶论的基本观点是:“人的禀赋是善的,但是人的本质则是恶的。”①这就是他的“性善质恶”说。

  谢文郁教授还从自己所理解的“性善质恶”说出发,支持《哲学门》同一册上所载邹晓东的文章对李秋零教授一些译文的批评。②他和邹晓东一样认为,康德对Natur(natura)作出了新的界定,该词在康德这里应该是“本质”而非“本性”,因此,李秋零教授将其翻译为“本性”是错误的。同样,Der Mensch ist von Natur böse这个句子,也应该翻译为“人本质上是恶的”,而不该译为“人天生是恶的”。对谢文郁教授而言,康德虽然肯定了人后天的本质是恶的,但没有把人的本性理解为恶的,恰恰相反,他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代表了人的本性之善。

  笔者看到,李秋零教授在回应邹晓东的文章的附言中,对谢教授所主张的Natur不具有遗传性和天生性的观点展开了有力反驳,认为康德所说的本性(普遍的趋恶倾向)虽然不具有遗传性,但依然具有天生性。他还明确表示,对于谢教授把Natur译为“本质”,以及谢教授“性善质恶”的概括,“依然无法接受”。笔者赞同李秋零教授的观点,但鉴于谢文郁教授的“性善质恶”说具有很大的冲击性,而且迄今他一直坚持这一看法,故特意撰写此文,向谢文郁教授请教。

  一、“性善质恶”说的主要立论依据

  谢文郁教授之所以得出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的结论,从表面上看,是有一些文本依据的。

  先看看“性善”的方面。正如谢教授所指出的,康德确实肯定了人的本性中具有“向善的原始禀赋”(die ursprüngliche Anlage zum Guten),③包括人作为一种有生命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动物性(die Tierheit)的禀赋、人作为一种既有生命又有理性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性(die personalität Menschheit)的禀赋和人作为一种既有理性又能够负责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格性(die )的禀赋。④如果说前两种禀赋之上还可以嫁接各种恶习(Laster),那么,为了人格性的禀赋是绝不可嫁接任何恶的东西的。⑤正如谢教授在文章中所引用的,康德还指出:“人身上所有这些禀赋都不仅仅(消极地)是善的(即它们与道德法则之间都没有冲突),而且都还是向善的禀赋(即它们都促使人们遵从道德法则)。”⑥这是明确指认人的原始(原初)禀赋具有善的性质。不仅如此,康德在第一篇总的附释“论重建向善的原初禀赋的力量”的第一段中,还明确指出:“如果这意味着,人被造就成为善的,那么,这意思无非是说,人被造就为向善的(zum Guten),人的原初禀赋是善的。”⑦

  显然,谢文郁教授正是依据康德的这些说法,而将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概括为“性善论”的。对谢教授来说,康德所说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本性,这个本性有别于他所理解的“本质”,是“纯善的”。

  那么,“质恶”说的文本依据又在哪里?康德在宗教学著作的第一篇中根本就没有谈到人的本质(das Wesen),而始终在谈人的本性(Natur),不论是向善的原始禀赋,还是普遍的趋恶倾向,他都是放在“人的本性”之中来理解和分析的。所以,当谢教授把康德有关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的论述视为“质恶”说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把这类的Natur当作“本质”而非“本性”来理解了。谢教授之所以坚持这样一种理解,主要依据的是康德在第一篇的引言中对人的本性所作的全新界定:“如果本性(Natur)这一术语(像通常那样)意味着出自自由的行动的根据的对立面,那么,它就与道德上的善或者恶这两个谓词是截然对立的。为了使人们不致马上对这一术语有反感,就必须说明,这里把人的本性仅仅理解为(遵从客观的道德法则)一般地运用人的自由的、先行于一切被察觉到的行为的主观根据,而不论这个主观的根据存在于什么地方。但是,这个主观的根据自身总又必须是一个自由行为(因为若不然,人的任性[Willkür]在道德法则方面的运用或者滥用,就不能归因于人,人心中的善或者恶也就不能叫做道德上的)。”⑧康德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如果我们要在道德上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则被我们所判断的人的本性就不应该是纯粹自然的东西,而应该是由人的自由行为所造就的东西,换言之,它应该是人为的而非自然的。只有人类自己的作为,才可以追究其道德责任,才可以对之作出道德上的善恶评价。这是康德讨论人的本性善恶问题的基本前提,他试图给出一个道德判断的条件:唯有人自己造就的本性才可以进行善恶评价。

  康德对人的具有善恶意义的本性所作出的新界定,并没有给谢教授提供直接的文本依据把康德着重考察的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概括为人的“本质”之恶。所以,要理解谢教授的“质恶”说,理解他对李秋零教授的译文的批评,我们从一开始就须要明白:谢教授对人的本性的理解,恰好就是康德所反对的那种通常的理解,即仅仅把非人为的自然的禀赋,或者人的自由意志完全不起作用的必然本性,当作人的本性,而康德所说的具有人为性的本性,在他看来只能作为“本质”出现,它是由人的“本性”所规定的、第二位的东西。

  谢文郁教授不是简单地依据《中庸》“天命之谓性”的说法来判定“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善之本性,�

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吗 ——对谢文郁教授《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的商榷
2019年10月10日 09:5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作者:舒远招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Is Kant’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The Human Being Is Good in Nature and Evil in Radical”? A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Xie Wenyu

  作者简介:舒远招,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哲学系教授。长沙 410082

  原发信息:《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京)2018年第20184期

  内容提要:谢文郁教授从奥古斯丁、路德的原罪—恩典思想传统出发,对康德的原罪思想展开分析。他依据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认为康德是性善论者,同时依据康德对人的本性的新界定,认为康德所说的“趋恶倾向”并非“本性之恶”,而是“本质之恶”(“质恶”),由此把康德宗教学著作中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善质恶”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具冲击性的新概括,但这一概括是建立在奥古斯丁、路德和康德之间的扭曲而错位的比较框架的基础上的,过于凸显了路德的“原罪”与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之间的对应关系,未能把康德的“趋恶倾向”说视为对路德原罪说的批判改造。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概括不是按照康德本人对入的本性的新界定而得出的,因而偏离了康德的基本思想。康德虽然肯定了人的原始向善禀赋是善的,但这种自然禀赋仅仅是人的善良本性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他所说的普遍趋恶倾向则是一种现实的、恶的本性,因此,就人的现实的、由人自己所造就的本性而言,康德恰好是一位性恶论者,尽管他也认为人的原始向善禀赋应该而且能够获得重建。谢文郁教授的解读固然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但也值得从方法论上加以反思。

  关键词:康德/人性善恶论/性善质恶

 

  人的本性究竟是善还是恶?这个人性善恶论的问题,一直是人性论研究的难题,存在诸多争议。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又与“人的本性是什么”这一前导问题紧密相关。对这两个问题,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βen Vernunft,1793)一书中,曾经从西方基督教神学的背景出发给出自己独具特色的回答。康德在这部著作中究竟是如何界定人的本性,并由此出发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的?这是康德研究者们一直关注的课题。

  在对康德人性善恶论的研究中,谢文郁教授在《哲学门》(总第16辑)上发表的《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提出了一种独创性的理解。该文提出:通过追踪奥古斯丁和路德的原罪概念,可以发现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第一篇中所提出的“向善的原始禀赋”概念,冲击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路德宗神学的原罪概念;康德放弃了基督教的恩典概念,因而有意回避了原罪概念,并通过对Natur(natura)的重新界定,用“性善质恶”说取代了基督教的原罪概念。换言之,该文反对把康德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恶论”,而是在指认它否定了原罪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它可以用“性善质恶”说来加以概括。在谢教授看来,康德宗教学一书有关人性善恶论的基本观点是:“人的禀赋是善的,但是人的本质则是恶的。”①这就是他的“性善质恶”说。

  谢文郁教授还从自己所理解的“性善质恶”说出发,支持《哲学门》同一册上所载邹晓东的文章对李秋零教授一些译文的批评。②他和邹晓东一样认为,康德对Natur(natura)作出了新的界定,该词在康德这里应该是“本质”而非“本性”,因此,李秋零教授将其翻译为“本性”是错误的。同样,Der Mensch ist von Natur böse这个句子,也应该翻译为“人本质上是恶的”,而不该译为“人天生是恶的”。对谢文郁教授而言,康德虽然肯定了人后天的本质是恶的,但没有把人的本性理解为恶的,恰恰相反,他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代表了人的本性之善。

  笔者看到,李秋零教授在回应邹晓东的文章的附言中,对谢教授所主张的Natur不具有遗传性和天生性的观点展开了有力反驳,认为康德所说的本性(普遍的趋恶倾向)虽然不具有遗传性,但依然具有天生性。他还明确表示,对于谢教授把Natur译为“本质”,以及谢教授“性善质恶”的概括,“依然无法接受”。笔者赞同李秋零教授的观点,但鉴于谢文郁教授的“性善质恶”说具有很大的冲击性,而且迄今他一直坚持这一看法,故特意撰写此文,向谢文郁教授请教。

  一、“性善质恶”说的主要立论依据

  谢文郁教授之所以得出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的结论,从表面上看,是有一些文本依据的。

  先看看“性善”的方面。正如谢教授所指出的,康德确实肯定了人的本性中具有“向善的原始禀赋”(die ursprüngliche Anlage zum Guten),③包括人作为一种有生命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动物性(die Tierheit)的禀赋、人作为一种既有生命又有理性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性(die personalität Menschheit)的禀赋和人作为一种既有理性又能够负责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格性(die )的禀赋。④如果说前两种禀赋之上还可以嫁接各种恶习(Laster),那么,为了人格性的禀赋是绝不可嫁接任何恶的东西的。⑤正如谢教授在文章中所引用的,康德还指出:“人身上所有这些禀赋都不仅仅(消极地)是善的(即它们与道德法则之间都没有冲突),而且都还是向善的禀赋(即它们都促使人们遵从道德法则)。”⑥这是明确指认人的原始(原初)禀赋具有善的性质。不仅如此,康德在第一篇总的附释“论重建向善的原初禀赋的力量”的第一段中,还明确指出:“如果这意味着,人被造就成为善的,那么,这意思无非是说,人被造就为向善的(zum Guten),人的原初禀赋是善的。”⑦

  显然,谢文郁教授正是依据康德的这些说法,而将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概括为“性善论”的。对谢教授来说,康德所说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本性,这个本性有别于他所理解的“本质”,是“纯善的”。

  那么,“质恶”说的文本依据又在哪里?康德在宗教学著作的第一篇中根本就没有谈到人的本质(das Wesen),而始终在谈人的本性(Natur),不论是向善的原始禀赋,还是普遍的趋恶倾向,他都是放在“人的本性”之中来理解和分析的。所以,当谢教授把康德有关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的论述视为“质恶”说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把这类的Natur当作“本质”而非“本性”来理解了。谢教授之所以坚持这样一种理解,主要依据的是康德在第一篇的引言中对人的本性所作的全新界定:“如果本性(Natur)这一术语(像通常那样)意味着出自自由的行动的根据的对立面,那么,它就与道德上的善或者恶这两个谓词是截然对立的。为了使人们不致马上对这一术语有反感,就必须说明,这里把人的本性仅仅理解为(遵从客观的道德法则)一般地运用人的自由的、先行于一切被察觉到的行为的主观根据,而不论这个主观的根据存在于什么地方。但是,这个主观的根据自身总又必须是一个自由行为(因为若不然,人的任性[Willkür]在道德法则方面的运用或者滥用,就不能归因于人,人心中的善或者恶也就不能叫做道德上的)。”⑧康德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如果我们要在道德上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则被我们所判断的人的本性就不应该是纯粹自然的东西,而应该是由人的自由行为所造就的东西,换言之,它应该是人为的而非自然的。只有人类自己的作为,才可以追究其道德责任,才可以对之作出道德上的善恶评价。这是康德讨论人的本性善恶问题的基本前提,他试图给出一个道德判断的条件:唯有人自己造就的本性才可以进行善恶评价。

  康德对人的具有善恶意义的本性所作出的新界定,并没有给谢教授提供直接的文本依据把康德着重考察的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概括为人的“本质”之恶。所以,要理解谢教授的“质恶”说,理解他对李秋零教授的译文的批评,我们从一开始就须要明白:谢教授对人的本性的理解,恰好就是康德所反对的那种通常的理解,即仅仅把非人为的自然的禀赋,或者人的自由意志完全不起作用的必然本性,当作人的本性,而康德所说的具有人为性的本性,在他看来只能作为“本质”出现,它是由人的“本性”所规定的、第二位的东西。

  谢文郁教授不是简单地依据《中庸》“天命之谓性”的说法来判定“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善之本性,�

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吗 ——对谢文郁教授《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的商榷
2019年10月10日 09:5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作者:舒远招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Is Kant’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The Human Being Is Good in Nature and Evil in Radical”? A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Xie Wenyu

  作者简介:舒远招,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哲学系教授。长沙 410082

  原发信息:《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京)2018年第20184期

  内容提要:谢文郁教授从奥古斯丁、路德的原罪—恩典思想传统出发,对康德的原罪思想展开分析。他依据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认为康德是性善论者,同时依据康德对人的本性的新界定,认为康德所说的“趋恶倾向”并非“本性之恶”,而是“本质之恶”(“质恶”),由此把康德宗教学著作中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善质恶”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具冲击性的新概括,但这一概括是建立在奥古斯丁、路德和康德之间的扭曲而错位的比较框架的基础上的,过于凸显了路德的“原罪”与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之间的对应关系,未能把康德的“趋恶倾向”说视为对路德原罪说的批判改造。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概括不是按照康德本人对入的本性的新界定而得出的,因而偏离了康德的基本思想。康德虽然肯定了人的原始向善禀赋是善的,但这种自然禀赋仅仅是人的善良本性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他所说的普遍趋恶倾向则是一种现实的、恶的本性,因此,就人的现实的、由人自己所造就的本性而言,康德恰好是一位性恶论者,尽管他也认为人的原始向善禀赋应该而且能够获得重建。谢文郁教授的解读固然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但也值得从方法论上加以反思。

  关键词:康德/人性善恶论/性善质恶

 

  人的本性究竟是善还是恶?这个人性善恶论的问题,一直是人性论研究的难题,存在诸多争议。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又与“人的本性是什么”这一前导问题紧密相关。对这两个问题,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βen Vernunft,1793)一书中,曾经从西方基督教神学的背景出发给出自己独具特色的回答。康德在这部著作中究竟是如何界定人的本性,并由此出发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的?这是康德研究者们一直关注的课题。

  在对康德人性善恶论的研究中,谢文郁教授在《哲学门》(总第16辑)上发表的《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提出了一种独创性的理解。该文提出:通过追踪奥古斯丁和路德的原罪概念,可以发现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第一篇中所提出的“向善的原始禀赋”概念,冲击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路德宗神学的原罪概念;康德放弃了基督教的恩典概念,因而有意回避了原罪概念,并通过对Natur(natura)的重新界定,用“性善质恶”说取代了基督教的原罪概念。换言之,该文反对把康德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恶论”,而是在指认它否定了原罪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它可以用“性善质恶”说来加以概括。在谢教授看来,康德宗教学一书有关人性善恶论的基本观点是:“人的禀赋是善的,但是人的本质则是恶的。”①这就是他的“性善质恶”说。

  谢文郁教授还从自己所理解的“性善质恶”说出发,支持《哲学门》同一册上所载邹晓东的文章对李秋零教授一些译文的批评。②他和邹晓东一样认为,康德对Natur(natura)作出了新的界定,该词在康德这里应该是“本质”而非“本性”,因此,李秋零教授将其翻译为“本性”是错误的。同样,Der Mensch ist von Natur böse这个句子,也应该翻译为“人本质上是恶的”,而不该译为“人天生是恶的”。对谢文郁教授而言,康德虽然肯定了人后天的本质是恶的,但没有把人的本性理解为恶的,恰恰相反,他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代表了人的本性之善。

  笔者看到,李秋零教授在回应邹晓东的文章的附言中,对谢教授所主张的Natur不具有遗传性和天生性的观点展开了有力反驳,认为康德所说的本性(普遍的趋恶倾向)虽然不具有遗传性,但依然具有天生性。他还明确表示,对于谢教授把Natur译为“本质”,以及谢教授“性善质恶”的概括,“依然无法接受”。笔者赞同李秋零教授的观点,但鉴于谢文郁教授的“性善质恶”说具有很大的冲击性,而且迄今他一直坚持这一看法,故特意撰写此文,向谢文郁教授请教。

  一、“性善质恶”说的主要立论依据

  谢文郁教授之所以得出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的结论,从表面上看,是有一些文本依据的。

  先看看“性善”的方面。正如谢教授所指出的,康德确实肯定了人的本性中具有“向善的原始禀赋”(die ursprüngliche Anlage zum Guten),③包括人作为一种有生命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动物性(die Tierheit)的禀赋、人作为一种既有生命又有理性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性(die personalität Menschheit)的禀赋和人作为一种既有理性又能够负责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格性(die )的禀赋。④如果说前两种禀赋之上还可以嫁接各种恶习(Laster),那么,为了人格性的禀赋是绝不可嫁接任何恶的东西的。⑤正如谢教授在文章中所引用的,康德还指出:“人身上所有这些禀赋都不仅仅(消极地)是善的(即它们与道德法则之间都没有冲突),而且都还是向善的禀赋(即它们都促使人们遵从道德法则)。”⑥这是明确指认人的原始(原初)禀赋具有善的性质。不仅如此,康德在第一篇总的附释“论重建向善的原初禀赋的力量”的第一段中,还明确指出:“如果这意味着,人被造就成为善的,那么,这意思无非是说,人被造就为向善的(zum Guten),人的原初禀赋是善的。”⑦

  显然,谢文郁教授正是依据康德的这些说法,而将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概括为“性善论”的。对谢教授来说,康德所说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本性,这个本性有别于他所理解的“本质”,是“纯善的”。

  那么,“质恶”说的文本依据又在哪里?康德在宗教学著作的第一篇中根本就没有谈到人的本质(das Wesen),而始终在谈人的本性(Natur),不论是向善的原始禀赋,还是普遍的趋恶倾向,他都是放在“人的本性”之中来理解和分析的。所以,当谢教授把康德有关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的论述视为“质恶”说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把这类的Natur当作“本质”而非“本性”来理解了。谢教授之所以坚持这样一种理解,主要依据的是康德在第一篇的引言中对人的本性所作的全新界定:“如果本性(Natur)这一术语(像通常那样)意味着出自自由的行动的根据的对立面,那么,它就与道德上的善或者恶这两个谓词是截然对立的。为了使人们不致马上对这一术语有反感,就必须说明,这里把人的本性仅仅理解为(遵从客观的道德法则)一般地运用人的自由的、先行于一切被察觉到的行为的主观根据,而不论这个主观的根据存在于什么地方。但是,这个主观的根据自身总又必须是一个自由行为(因为若不然,人的任性[Willkür]在道德法则方面的运用或者滥用,就不能归因于人,人心中的善或者恶也就不能叫做道德上的)。”⑧康德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如果我们要在道德上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则被我们所判断的人的本性就不应该是纯粹自然的东西,而应该是由人的自由行为所造就的东西,换言之,它应该是人为的而非自然的。只有人类自己的作为,才可以追究其道德责任,才可以对之作出道德上的善恶评价。这是康德讨论人的本性善恶问题的基本前提,他试图给出一个道德判断的条件:唯有人自己造就的本性才可以进行善恶评价。

  康德对人的具有善恶意义的本性所作出的新界定,并没有给谢教授提供直接的文本依据把康德着重考察的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概括为人的“本质”之恶。所以,要理解谢教授的“质恶”说,理解他对李秋零教授的译文的批评,我们从一开始就须要明白:谢教授对人的本性的理解,恰好就是康德所反对的那种通常的理解,即仅仅把非人为的自然的禀赋,或者人的自由意志完全不起作用的必然本性,当作人的本性,而康德所说的具有人为性的本性,在他看来只能作为“本质”出现,它是由人的“本性”所规定的、第二位的东西。

  谢文郁教授不是简单地依据《中庸》“天命之谓性”的说法来判定“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善之本性,�

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吗 ——对谢文郁教授《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的商榷
2019年10月10日 09:5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作者:舒远招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Is Kant’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The Human Being Is Good in Nature and Evil in Radical”? A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Xie Wenyu

  作者简介:舒远招,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哲学系教授。长沙 410082

  原发信息:《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京)2018年第20184期

  内容提要:谢文郁教授从奥古斯丁、路德的原罪—恩典思想传统出发,对康德的原罪思想展开分析。他依据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认为康德是性善论者,同时依据康德对人的本性的新界定,认为康德所说的“趋恶倾向”并非“本性之恶”,而是“本质之恶”(“质恶”),由此把康德宗教学著作中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善质恶”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具冲击性的新概括,但这一概括是建立在奥古斯丁、路德和康德之间的扭曲而错位的比较框架的基础上的,过于凸显了路德的“原罪”与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之间的对应关系,未能把康德的“趋恶倾向”说视为对路德原罪说的批判改造。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概括不是按照康德本人对入的本性的新界定而得出的,因而偏离了康德的基本思想。康德虽然肯定了人的原始向善禀赋是善的,但这种自然禀赋仅仅是人的善良本性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他所说的普遍趋恶倾向则是一种现实的、恶的本性,因此,就人的现实的、由人自己所造就的本性而言,康德恰好是一位性恶论者,尽管他也认为人的原始向善禀赋应该而且能够获得重建。谢文郁教授的解读固然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但也值得从方法论上加以反思。

  关键词:康德/人性善恶论/性善质恶

 

  人的本性究竟是善还是恶?这个人性善恶论的问题,一直是人性论研究的难题,存在诸多争议。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又与“人的本性是什么”这一前导问题紧密相关。对这两个问题,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βen Vernunft,1793)一书中,曾经从西方基督教神学的背景出发给出自己独具特色的回答。康德在这部著作中究竟是如何界定人的本性,并由此出发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的?这是康德研究者们一直关注的课题。

  在对康德人性善恶论的研究中,谢文郁教授在《哲学门》(总第16辑)上发表的《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提出了一种独创性的理解。该文提出:通过追踪奥古斯丁和路德的原罪概念,可以发现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第一篇中所提出的“向善的原始禀赋”概念,冲击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路德宗神学的原罪概念;康德放弃了基督教的恩典概念,因而有意回避了原罪概念,并通过对Natur(natura)的重新界定,用“性善质恶”说取代了基督教的原罪概念。换言之,该文反对把康德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恶论”,而是在指认它否定了原罪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它可以用“性善质恶”说来加以概括。在谢教授看来,康德宗教学一书有关人性善恶论的基本观点是:“人的禀赋是善的,但是人的本质则是恶的。”①这就是他的“性善质恶”说。

  谢文郁教授还从自己所理解的“性善质恶”说出发,支持《哲学门》同一册上所载邹晓东的文章对李秋零教授一些译文的批评。②他和邹晓东一样认为,康德对Natur(natura)作出了新的界定,该词在康德这里应该是“本质”而非“本性”,因此,李秋零教授将其翻译为“本性”是错误的。同样,Der Mensch ist von Natur böse这个句子,也应该翻译为“人本质上是恶的”,而不该译为“人天生是恶的”。对谢文郁教授而言,康德虽然肯定了人后天的本质是恶的,但没有把人的本性理解为恶的,恰恰相反,他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代表了人的本性之善。

  笔者看到,李秋零教授在回应邹晓东的文章的附言中,对谢教授所主张的Natur不具有遗传性和天生性的观点展开了有力反驳,认为康德所说的本性(普遍的趋恶倾向)虽然不具有遗传性,但依然具有天生性。他还明确表示,对于谢教授把Natur译为“本质”,以及谢教授“性善质恶”的概括,“依然无法接受”。笔者赞同李秋零教授的观点,但鉴于谢文郁教授的“性善质恶”说具有很大的冲击性,而且迄今他一直坚持这一看法,故特意撰写此文,向谢文郁教授请教。

  一、“性善质恶”说的主要立论依据

  谢文郁教授之所以得出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的结论,从表面上看,是有一些文本依据的。

  先看看“性善”的方面。正如谢教授所指出的,康德确实肯定了人的本性中具有“向善的原始禀赋”(die ursprüngliche Anlage zum Guten),③包括人作为一种有生命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动物性(die Tierheit)的禀赋、人作为一种既有生命又有理性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性(die personalität Menschheit)的禀赋和人作为一种既有理性又能够负责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格性(die )的禀赋。④如果说前两种禀赋之上还可以嫁接各种恶习(Laster),那么,为了人格性的禀赋是绝不可嫁接任何恶的东西的。⑤正如谢教授在文章中所引用的,康德还指出:“人身上所有这些禀赋都不仅仅(消极地)是善的(即它们与道德法则之间都没有冲突),而且都还是向善的禀赋(即它们都促使人们遵从道德法则)。”⑥这是明确指认人的原始(原初)禀赋具有善的性质。不仅如此,康德在第一篇总的附释“论重建向善的原初禀赋的力量”的第一段中,还明确指出:“如果这意味着,人被造就成为善的,那么,这意思无非是说,人被造就为向善的(zum Guten),人的原初禀赋是善的。”⑦

  显然,谢文郁教授正是依据康德的这些说法,而将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概括为“性善论”的。对谢教授来说,康德所说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本性,这个本性有别于他所理解的“本质”,是“纯善的”。

  那么,“质恶”说的文本依据又在哪里?康德在宗教学著作的第一篇中根本就没有谈到人的本质(das Wesen),而始终在谈人的本性(Natur),不论是向善的原始禀赋,还是普遍的趋恶倾向,他都是放在“人的本性”之中来理解和分析的。所以,当谢教授把康德有关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的论述视为“质恶”说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把这类的Natur当作“本质”而非“本性”来理解了。谢教授之所以坚持这样一种理解,主要依据的是康德在第一篇的引言中对人的本性所作的全新界定:“如果本性(Natur)这一术语(像通常那样)意味着出自自由的行动的根据的对立面,那么,它就与道德上的善或者恶这两个谓词是截然对立的。为了使人们不致马上对这一术语有反感,就必须说明,这里把人的本性仅仅理解为(遵从客观的道德法则)一般地运用人的自由的、先行于一切被察觉到的行为的主观根据,而不论这个主观的根据存在于什么地方。但是,这个主观的根据自身总又必须是一个自由行为(因为若不然,人的任性[Willkür]在道德法则方面的运用或者滥用,就不能归因于人,人心中的善或者恶也就不能叫做道德上的)。”⑧康德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如果我们要在道德上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则被我们所判断的人的本性就不应该是纯粹自然的东西,而应该是由人的自由行为所造就的东西,换言之,它应该是人为的而非自然的。只有人类自己的作为,才可以追究其道德责任,才可以对之作出道德上的善恶评价。这是康德讨论人的本性善恶问题的基本前提,他试图给出一个道德判断的条件:唯有人自己造就的本性才可以进行善恶评价。

  康德对人的具有善恶意义的本性所作出的新界定,并没有给谢教授提供直接的文本依据把康德着重考察的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概括为人的“本质”之恶。所以,要理解谢教授的“质恶”说,理解他对李秋零教授的译文的批评,我们从一开始就须要明白:谢教授对人的本性的理解,恰好就是康德所反对的那种通常的理解,即仅仅把非人为的自然的禀赋,或者人的自由意志完全不起作用的必然本性,当作人的本性,而康德所说的具有人为性的本性,在他看来只能作为“本质”出现,它是由人的“本性”所规定的、第二位的东西。

  谢文郁教授不是简单地依据《中庸》“天命之谓性”的说法来判定“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善之本性,�

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吗 ——对谢文郁教授《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的商榷
2019年10月10日 09:5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作者:舒远招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Is Kant’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The Human Being Is Good in Nature and Evil in Radical”? A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Xie Wenyu

  作者简介:舒远招,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哲学系教授。长沙 410082

  原发信息:《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京)2018年第20184期

  内容提要:谢文郁教授从奥古斯丁、路德的原罪—恩典思想传统出发,对康德的原罪思想展开分析。他依据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认为康德是性善论者,同时依据康德对人的本性的新界定,认为康德所说的“趋恶倾向”并非“本性之恶”,而是“本质之恶”(“质恶”),由此把康德宗教学著作中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善质恶”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具冲击性的新概括,但这一概括是建立在奥古斯丁、路德和康德之间的扭曲而错位的比较框架的基础上的,过于凸显了路德的“原罪”与康德的“向善的原始禀赋”之间的对应关系,未能把康德的“趋恶倾向”说视为对路德原罪说的批判改造。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概括不是按照康德本人对入的本性的新界定而得出的,因而偏离了康德的基本思想。康德虽然肯定了人的原始向善禀赋是善的,但这种自然禀赋仅仅是人的善良本性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他所说的普遍趋恶倾向则是一种现实的、恶的本性,因此,就人的现实的、由人自己所造就的本性而言,康德恰好是一位性恶论者,尽管他也认为人的原始向善禀赋应该而且能够获得重建。谢文郁教授的解读固然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但也值得从方法论上加以反思。

  关键词:康德/人性善恶论/性善质恶

 

  人的本性究竟是善还是恶?这个人性善恶论的问题,一直是人性论研究的难题,存在诸多争议。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又与“人的本性是什么”这一前导问题紧密相关。对这两个问题,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βen Vernunft,1793)一书中,曾经从西方基督教神学的背景出发给出自己独具特色的回答。康德在这部著作中究竟是如何界定人的本性,并由此出发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的?这是康德研究者们一直关注的课题。

  在对康德人性善恶论的研究中,谢文郁教授在《哲学门》(总第16辑)上发表的《性善质恶——康德论原罪》一文,提出了一种独创性的理解。该文提出:通过追踪奥古斯丁和路德的原罪概念,可以发现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第一篇中所提出的“向善的原始禀赋”概念,冲击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路德宗神学的原罪概念;康德放弃了基督教的恩典概念,因而有意回避了原罪概念,并通过对Natur(natura)的重新界定,用“性善质恶”说取代了基督教的原罪概念。换言之,该文反对把康德的人性善恶论归结为“性恶论”,而是在指认它否定了原罪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它可以用“性善质恶”说来加以概括。在谢教授看来,康德宗教学一书有关人性善恶论的基本观点是:“人的禀赋是善的,但是人的本质则是恶的。”①这就是他的“性善质恶”说。

  谢文郁教授还从自己所理解的“性善质恶”说出发,支持《哲学门》同一册上所载邹晓东的文章对李秋零教授一些译文的批评。②他和邹晓东一样认为,康德对Natur(natura)作出了新的界定,该词在康德这里应该是“本质”而非“本性”,因此,李秋零教授将其翻译为“本性”是错误的。同样,Der Mensch ist von Natur böse这个句子,也应该翻译为“人本质上是恶的”,而不该译为“人天生是恶的”。对谢文郁教授而言,康德虽然肯定了人后天的本质是恶的,但没有把人的本性理解为恶的,恰恰相反,他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代表了人的本性之善。

  笔者看到,李秋零教授在回应邹晓东的文章的附言中,对谢教授所主张的Natur不具有遗传性和天生性的观点展开了有力反驳,认为康德所说的本性(普遍的趋恶倾向)虽然不具有遗传性,但依然具有天生性。他还明确表示,对于谢教授把Natur译为“本质”,以及谢教授“性善质恶”的概括,“依然无法接受”。笔者赞同李秋零教授的观点,但鉴于谢文郁教授的“性善质恶”说具有很大的冲击性,而且迄今他一直坚持这一看法,故特意撰写此文,向谢文郁教授请教。

  一、“性善质恶”说的主要立论依据

  谢文郁教授之所以得出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是“性善质恶”说的结论,从表面上看,是有一些文本依据的。

  先看看“性善”的方面。正如谢教授所指出的,康德确实肯定了人的本性中具有“向善的原始禀赋”(die ursprüngliche Anlage zum Guten),③包括人作为一种有生命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动物性(die Tierheit)的禀赋、人作为一种既有生命又有理性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性(die personalität Menschheit)的禀赋和人作为一种既有理性又能够负责的存在者所具有的为了人格性(die )的禀赋。④如果说前两种禀赋之上还可以嫁接各种恶习(Laster),那么,为了人格性的禀赋是绝不可嫁接任何恶的东西的。⑤正如谢教授在文章中所引用的,康德还指出:“人身上所有这些禀赋都不仅仅(消极地)是善的(即它们与道德法则之间都没有冲突),而且都还是向善的禀赋(即它们都促使人们遵从道德法则)。”⑥这是明确指认人的原始(原初)禀赋具有善的性质。不仅如此,康德在第一篇总的附释“论重建向善的原初禀赋的力量”的第一段中,还明确指出:“如果这意味着,人被造就成为善的,那么,这意思无非是说,人被造就为向善的(zum Guten),人的原初禀赋是善的。”⑦

  显然,谢文郁教授正是依据康德的这些说法,而将康德的人性善恶论概括为“性善论”的。对谢教授来说,康德所说的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本性,这个本性有别于他所理解的“本质”,是“纯善的”。

  那么,“质恶”说的文本依据又在哪里?康德在宗教学著作的第一篇中根本就没有谈到人的本质(das Wesen),而始终在谈人的本性(Natur),不论是向善的原始禀赋,还是普遍的趋恶倾向,他都是放在“人的本性”之中来理解和分析的。所以,当谢教授把康德有关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的论述视为“质恶”说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把这类的Natur当作“本质”而非“本性”来理解了。谢教授之所以坚持这样一种理解,主要依据的是康德在第一篇的引言中对人的本性所作的全新界定:“如果本性(Natur)这一术语(像通常那样)意味着出自自由的行动的根据的对立面,那么,它就与道德上的善或者恶这两个谓词是截然对立的。为了使人们不致马上对这一术语有反感,就必须说明,这里把人的本性仅仅理解为(遵从客观的道德法则)一般地运用人的自由的、先行于一切被察觉到的行为的主观根据,而不论这个主观的根据存在于什么地方。但是,这个主观的根据自身总又必须是一个自由行为(因为若不然,人的任性[Willkür]在道德法则方面的运用或者滥用,就不能归因于人,人心中的善或者恶也就不能叫做道德上的)。”⑧康德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如果我们要在道德上对人的本性作出善恶判断,则被我们所判断的人的本性就不应该是纯粹自然的东西,而应该是由人的自由行为所造就的东西,换言之,它应该是人为的而非自然的。只有人类自己的作为,才可以追究其道德责任,才可以对之作出道德上的善恶评价。这是康德讨论人的本性善恶问题的基本前提,他试图给出一个道德判断的条件:唯有人自己造就的本性才可以进行善恶评价。

  康德对人的具有善恶意义的本性所作出的新界定,并没有给谢教授提供直接的文本依据把康德着重考察的人的本性中的趋恶倾向概括为人的“本质”之恶。所以,要理解谢教授的“质恶”说,理解他对李秋零教授的译文的批评,我们从一开始就须要明白:谢教授对人的本性的理解,恰好就是康德所反对的那种通常的理解,即仅仅把非人为的自然的禀赋,或者人的自由意志完全不起作用的必然本性,当作人的本性,而康德所说的具有人为性的本性,在他看来只能作为“本质”出现,它是由人的“本性”所规定的、第二位的东西。

  谢文郁教授不是简单地依据《中庸》“天命之谓性”的说法来判定“向善的原始禀赋”就是人的善之本性,�

如何看待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
2019年11月08日 10:57 来源: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作者:刘明礼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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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二届中国进口博览会开始前夕,中国迎来了一位重要客人——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年适逢中法建交55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但马克龙在这样的背景下访华,并不仅仅是为了纪念时间节点,而是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变局、“西方霸权终结”的背景下,探索如何处理对华关系,并显示了法国当前对华外交呈现的重要特点。 

  第一,以务实的态度看待中国发展,继续重视抓住“中国机遇”。从全球范围来看,尤其是从西方世界的角度看,新兴国家崛起对原有世界格局形成冲击,这一点似乎异议并不大,分歧主要在于这一变化产生的原因。一些国家将此归结为新兴国家崛起对原有秩序构成挑战,但马克龙却从西方自身找原因。在今年8月底对驻外使节的讲话中,马克龙认为“西方霸权的终结”是因为其市场经济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危机,数十年来广为流行的财富重新分配制度导致了无法忍受的不平等,西方应该重新审视自己的战略。

  在这一理念下,马克龙一直以改革者的姿态出现在欧洲政治舞台,他上台后不仅推动法国改革,还要推欧洲改革,以适应已经变化了的国际形势。在对华方面,与有些国家的“脱钩”政策相比,马克龙仍然期待积极与中国合作。从此次进口博览会的情况看,法国作为十五个主宾国之一,目前已有约80家企业签约参展,参展总面积超过1.2万平方米,从企业参展数量到签约面积都较首届提升。马克龙作为首个出席进博会开幕式的西方大国领导人,本身就说明对进博会的重视和支持,这次率领的访华代表团也堪称豪华,虽然访问尚未结束,但各方都期待会有丰硕成果。

   第二,展示法国战略眼光,引领欧洲对华外交。从当前的欧洲政治生态来看,法国能否在欧洲的多重困局中发挥领导作用,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近年来欧洲困难不断,民粹崛起、英国脱欧、移民难民、经济下滑等难题让欧洲不堪重负,尤其是在债务危机后一直扮演欧洲“稳定锚”角色的德国,政治上也出了问题,执政两大党支持率都在下滑,总理默克尔已表示不再寻求连任,而新的众望所归的继任者却仍未出现。在国内政局不稳的情况下,德国对于欧洲事务的引领和贡献受到了很大的掣肘。 

  相比之下,法国虽然遭遇了“黄马甲”等难题,但马克龙执政地位稳固,尤其是今年以来的经济形势比其他欧洲大国要稳定,让马克龙的外交更有信心。今年以来,关于如何看待中国,在欧洲引发了不小的讨论,尤其是欧盟委员会今年3月公布的新的对华政策文件,将中国视为治理模式方面的“竞争对手”,在中欧都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但这仅是讨论,欧盟外交的特点在于,政策主要掌握在成员国手中,关键还是要看怎么做  

  在这样的背景下,马克龙要引领欧洲前进,在对华政策方面也需要拿出自己的方案。55年前,法国成为首个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已经事实上体现了对西方对华外交的引领作用。如今,履行每年访问中国一次的承诺,成为首个出席进口博览会的西方大国领导人,加之此次访问有望取得切实成果,将有利于法国在新时代继续引领欧洲对华外交。

  第三,以多边主义应对单边主义,践行欧盟外交理念。欧盟鉴于自己二战后在一体化方面取得的成就,一直是多边主义的信奉者、支持者和推动者,但近年却成为单边主义的受害者之一。作为美国的传统盟友,欧盟在伊朗、贸易、军事支出等问题上,都受到了美国巨大压力。

  相比之下,在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欧或者说是中法之间,似乎有更多的共识。在今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法期间,马克龙还邀请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欧委会主席容克共同举行“多边会谈”。而中国举行的进口博览会,可以说是多边合作的新尝试,马克龙的出席可以说是对这一合作方式的支持。另外,在应对气候变化、挽救伊朗核协议、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等方面,中法也有诸多共识。从此次的访问情况看,法国已经将中国作为践行多边主义理念的重要伙伴。“多边主义”很重要,但不能仅停留在概念上,需要在实际行动中有所体现,在这方面马克龙似乎已经看到中法合作的潜力和机遇。

作者简介

姓名:刘明礼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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